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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时期瞿秋白与文学论辩 　　［摘要］“左联”时期，瞿秋白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重返文学岗位，他从革命斗争的大背景下审视文艺的社会功能，并据此参与、指导各种非无产阶级文学流派的论辩，以文化构建的特殊方式延续了革命实践、宣泄了政治理念，继而进一步扩大了“左联”的统一战线，拓展了革命文化阵地。 　　［关键词］瞿秋白“左联”文学论辩 　　 　　１９３０年３月，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创造社、太阳社等文艺团体，鲁迅以及在其影响下的进步人士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史称“左联”。“左联”内设有中共党团，历任书记为潘汉年、冯乃超、阳翰笙、冯雪峰、钱杏?、耶林、丁玲、周扬。然而，“左翼文坛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这样的诗句却提醒我们，还应保留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客观记忆，必须关注在左翼文化运动中曾真正发挥过主导作用的瞿秋白。［１］（Ｐ１０９） 　　瞿秋白自１９３１年１月离开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岗位后，带病辗转至文化战线，与鲁迅等左翼作家并肩作战。正如１９２０年不是由中共派遣而是以《晨报》特派记者身份赴莫斯科一样，１９３１年重返文学战线的瞿秋白也并没有受到中共党组织的派遣，但他又一次以特殊的身份自觉战斗在文化战线，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左联”成立初期，由于受到国民党的高压统治，又屡受“左”倾思想的干扰，文化团体几乎变成了政党。鲁迅作为“左联”的主帅，很想纠偏，但正如茅盾所说，“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当时，“左联”的大政方针及干部任免都由“左联”党团负责。鲁迅在“左联”的实际地位是导师而不是领袖。因此，他难以克服“左联”工作中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直至１９３１年１１月起，“左联”才基本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的阶段。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瞿秋白那时虽然受王明路线的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２］ 　　瞿秋白参与“左联”工作，仅到１９３３年秋冬奉调前往中央苏区为止。短短三年时间，出于对革命的投入，对文学的眷恋，瞿秋白依靠扎实的文化功底和深厚的文学素养，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系统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家的作品，深入探讨了有关发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有力反击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引导“左联”在短时间内克服了前期的“左”倾错误，继而扩大了统一战线，拓展了革命文化阵地。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受挫后，在空前的文化苦境与精神苦境中，代表主流的新文学开始由文化批判转向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于是，不同政治力量的对峙与抗衡导致了文学向政治的转化和对抗局面的形成。瞿秋白在如此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重返文学岗位，他的思考方式也就依然深受政治家的情绪影响。“左联”时期，他从革命斗争的大背景审视文艺的社会功能，并据此参与、指导对于各种非无产阶级文学流派的论辩，以文化构建的特殊方式延续了革命实践、宣泄了政治理念。 　　 　　一、论辩的第一回合：一致中的分歧 　　 　　１９３０年６月，黄震遐、王平陵等人发表了民族文艺运动宣言，主张以民族精神意识取代左翼人士的阶级观点。瞿秋白重返文学战线后，即凭借政治活动家的敏感和豪迈的笔力，发表《屠夫文学》、《青年的九月》、《上海战争与战争文学》等文章，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民族主义文学”对共产党和苏联的仇恨与敌对。 　　“民族主义文学”的提倡者们由于持亲国民党的立场，他们在与“左联”的对抗中并不占优势。然而，这个小小的论战却催生了中国文坛上的另一场论辩。１９３１年，思想上主张自由的胡秋原发表《阿狗文艺论》，指出文学艺术至死是自由的，民主的，互相竞争才有万花缭乱之趣，用一种中心意识独裁文坛，结果只有奴才奉令执笔而已。艺术家虽然不是神圣，然而也决不是叭儿狗。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的不可恕的冒渎。因此，“只有人道主义的文学，没有狗道主义之文学”。［３］（Ｐ７）胡秋原的议论本来是针对民族主义文学而发，以文艺创作的自由为中心，反抗国民党的“政治霸权”，在客观上起到了与“左联”共同抗衡文化“围剿”的作用。但同时胡秋原也否定文艺的阶级性，激烈声称，“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也决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４］（Ｐ５）其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立场也就把自己推向了“左联”的对立面，立即引起了左翼作家的攻击和批判。 　　“左联”的建立，一方面是为了提出一个统一的革命文学方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左翼作家及其同情者建立起一个广泛的联合战线。因此，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第三种人”，也是左翼阵营希望能够吸纳的“同路人”。但由于“左联”的领导机构主要由中共党员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