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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两种华人 　　世界上哪里都有华人，有华人便有中餐馆。初到欧洲，在乡野小镇见到“吉祥饭店”这样的招牌会感到惊奇无比，见多了也就觉得平常了，反倒是哪个角落见不到汉字便会纳起闷来，就像缺了什么。 　　荷兰的华人总数与其他西欧国家比起来并不算多。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的唐人街规模也不算大。然而，无论在阿姆斯特丹这样的新兴移民城市，还是在大洋彼岸的旧金山、温哥华这样的老牌移民城市，全世界的唐人街几乎都给人一样的印象：繁忙嘈杂，缤纷油腻。 　　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热闹、排场和美食。初到唐人街，那种熟悉的气氛让人感到亲切。然而，稍作停留，你便会发现唐人街并不是故乡。在这里你能买到泰国香米和李锦记酱油，但有些东西你却怎么也找不到，比如四川的辣子和江南的鸡毛菜。在这里你虽然能找到庙会和集市，可身后仅一街之隔的现代写字楼却不属于华人。海外的华人社区似乎是半个世纪前香港的翻版，架上的货物在不断更新，可街区的环境却停滞在过去。走进店面，你更觉得来到了异乡。身边的人看起来和你一样，但不是在说外语，就是在说粤语。在荷兰，十有八九的唐人是香港、广东移民，另外少数是近２０年来从温州、福建等地过来的生意人。尽管半数能多少用普通话沟通，但是说起来总嫌别扭。还有半数根本就不能说普通话，甚至连听也听不懂。在唐人街里能用普通话把买卖顺利做完就算不错了，想找个人拉家常还真的找不到。 　　我的荷兰朋友喜欢上中餐馆吃饭。去餐馆前总让我打电话订座，入席了又让我全权代表点菜，理由当然是华人之间交流起来自然融洽， 他们作为“老外”，跟我去吃中国菜，也能沾我的光，享受真正的国人待遇。理论上是如此，可实际却行不通。电话一接通，大部分时候说的是荷兰语。当我用半生不熟的荷兰语问对方说中文吗？对方立即叽哩咕噜地跟我说起广东话。我再转说普通话，他却用唯一一句学来的普通话说：“我不懂国语。”闹到最后，还是用英语解决了问题。于是我就学懒了，索性直接告诉朋友，要吃中国菜就自己订座，反正会不会说中国话都一样。中餐馆里的语言招待能力相对好些??用普通话点菜不成问题。可是，想要点些正宗中国菜是个棘手的问题。一位去过四川的朋友想吃辣子鸡，我指着菜单上的川辣鸡片问招待是不是正宗川味的，招待连说当然啦，很辣的。我还是信不过，又问是不是干辣椒多、鸡少的那种。她回答，想要做成那样的也可以。我便让她嘱咐厨师一定要做成辣子鸡，额外费用结帐时可以再算。然而，等到菜端上来一看，仍是淋了辣酱的炒鸡丁。此后，我再也不指望让海外中餐馆做出家乡的口味了。 　　业余时间我在阿姆斯特丹中文电台做播音。电台原来只有粤语节目，听众大多是唐人街上的移民。近年来，随着中国留学生的增多，电台将两个晚上的节目变成普通话。电台里的工作人员也形成两大阵营：一群是在荷兰土生土长的华人移民后裔，另一群是近年来荷兰读书工作的大陆年轻人。平常做节目，大家互不干涉，只在每年的两次工作人员聚会才凑在一起。不久前，大家刚刚一起吃过饭。到餐馆坐下不久，两大阵营便自然形成了。桌子的一头是广东话组，另一头是普通话组，各自谈论着自己的生活，真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幸亏台长是个热情大方的荷兰华人，名叫汉唐。名如其人，他不仅对中国文化和大陆人表现出极大兴趣，还率先打破粤语组和普通话组之间这堵无形的墙。他挪了张椅子挤到普通话组来，自嘲地说；“我可一点也听不懂你们在说些什么。”见他加入了，大家立刻改口说英文，他还客气地说：“没事，没事。你们继续讲普通话好了，我最近正在练习普通话听力。”中国学生最喜欢教人说普通话，于是谈话便在普通话入门教育中开始了。 　　国庆节晚上阿姆斯特丹的中国学生会组织国庆晚会。汉唐被特邀做ＤＪ，并主持一个关于荷兰知识的有奖游戏。晚会一开始是普通话，汉唐上来却用起英语。在座的大部分学生刚刚出国，还没有在英语环境里磨练过。这样突兀的转变让他们一时不知所措，瞪着活蹦乱跳、妙语如珠的汉唐，就是反应不过来他在讲什么。汉唐原本满怀信心地要把游戏做成个爆棚闹剧，见形式不对，只能放慢语速，一字一句地解释游戏规则，直到他口干舌燥，有些人还是不得要领，另一些人却已经不耐烦地交头接耳起来。游戏可想而知无功收场。无奈之下，汉唐用英文告诫中国学生，身在异乡，一定要好好学习英语。 　　平时单独见汉唐，并不觉得他与我们有多么不同。一样黑发黄肤，一样朴素大方，礼貌谦恭，个子还比一般的中国年轻人要瘦小些。可是在一群中国人当中，他就显得格格不入了。国庆晚会上，他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活脱脱的荷兰人，就连他的英语也带有荷兰味儿。像汉唐这样黄皮白心的“香蕉人”在荷兰比比皆是。相比之下，汉唐还是城府颇深的。许多“香蕉人”不用开口，你便能一眼把他们认出，他们的衣着打扮，神态举止都与同龄的荷兰人无异。走在路上，你常常能见到他们与金发碧眼的朋友们嘻笑打闹，那亲密无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