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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导游职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旅游管理 中文导游职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杨　丹 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法把导游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六点，分别是“物质回报”、“家庭支持”、“职业付出”、“社会认可度”“、精神回报”、“企业环境”，从因子的均值来看，导游职业发展目前的负面影响因素主要有职业付出较大、社会认可度较低等。厘清导游职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种类，有利于提升今后政策的有效性。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我国中文导游（以下简称导游）队伍逐渐壮大。导游人员是旅游服务质量的关键环节，因此他们的职业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目前我国旅游业发展态势良好，但是由于导游人员职业素养参差不齐，尤其是自我国首部《旅游法》颁布实施以来，导游人员的生存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化解导游职业发展中的矛盾，是提升导游服务水平的关键。 目前，关于我国导游人员职业发展现状，国内已有不少研究，例如邵晖、田红芳对我国导游人员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定性的分析，并给出了相应对策；王晨光、张爱萍等人为改善导游生存发展现状提出了个体干预、组织干预、社会干预和制度干预的职业认同干预策略；孔海燕对导游的工作认知和职业发展生涯进行了分析。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已有不少分析导游人员职业发展现状的研究，并提供了改进建议及对策。但是，在研究内容上，对影响导游职业发展的因素总结的不够全面，在研究方法上多以定性为主，难以直观地分辨影响导游职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这对于后期制定相应对策产生了不利影响。本文以实证研究为主，利用定量分析方法归纳总结影响导游职业发展的因素，并探讨其重要程度，为今后优化导游职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发放问卷调查表的形式获取研究数据，问卷的测项，总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属于人口社会学特征，总共6题，第二部分为影响导游职业发展的测项，总共29题，本部分在与多位资深导游的深度访谈上形成，并参考了王晨光、张爱萍等人论文中相关导游发展影响因素测项。问卷以五李克特五点量表的形式展开询问，其中，1=很不同意，2=不同意，3=一般，4=同意，5=非常同意。 本次调查于2014年12月在湖北省十堰市以发放纸质问卷的形式展开。调查对象是十堰市武当山地区的地接导游。共发放171份问卷，回收143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4%。 三、数据分析 （一）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见表１） （二）导游职业发展影响因素探索性因子分析 首先，对数据是否适用因子分析进行检验，通常采用信度分析与效度分析进行判断。1）信度分析，学术上常用克朗巴哈系数来评估数据的信度，其系数通常要求大于0.7；整个问卷的Cronbachacute;s Alpha系数为0.906（大于0.7），说明该问卷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好.2）效度分析，常用KMO值及巴球勒球形检验两个指标，KMO值在0-1之间，越接近1，变量的偏相关性越强，分析的效果越好；本数据的KMO值为0.813，Bartlett’s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适合做因子分析。 然后，采用因子分析中的主成份分析法，最大方差旋转，以特征根大于1、因子载荷大于0.5（因子载荷大于0.5，才有实际意义）作为确定因子的条件，共提取6个主因子，6个主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7.713，解释了原有变量的大部分信息，公因子的命名如表2所示。 第1公因子包括4个测量项目，这些指标主要针对导游对所从事职业可获得物质回报的多与少、快与慢的态度进行测量，因此命名为“物质回报”；第2公因子包括3个测量项目，主要针对导游及其父母、配偶等直系亲属对导游这一职业的看法进行测量，因此命名为“家庭支持”；第3公因子包括4个测量项目，主要针对导游在工作中对自我身体付出与精神付出的感受进行测量，因此命名为“职业付出”；第4公因子包括4个测量项目，主要是从导游的角度感知社会对导游这一职业的态度，因此命名为“社会认可”；第5公因子包括4个测量项目，主要针对导游所能感受到的从事导游职业为其带来的非物质层面的回报，因此命名为“精神回报”；第6公因子包括两个测量项目，主要从公司里的领导者及任务的安排者——计调这两个最主要的层面进行测量，因此命名为“企业环境”。结果显示：“F1物质回报”、“F2家庭支持”、“F3职业付出”、“F4社会认可度”“F5精神回报”、“F6企业环境”因子的均值分别为3.15、3.23、2.9、2.82、3.9、3.24。 四、结论与不足 从以上分析可见，影响导游职业发展因素可以归纳为六点，分别是“F1物质回报”、“F2家庭支持”、“F3职业付出”、“F4社会认可度”“F5精神回报”、“F6企业环境”，这种分法得到了数据的支持，相关人员在探讨导游职业发展或制定相关政策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