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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本土化实践 　　摘 要：刑事和解制度起源于外国，但是我国自从新刑法制定以来，随着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在司法界和理论界的喊响，我国已经慢慢开始尝试运用刑事和解制度来更好地解决刑事纠纷。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运用既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有亟待改进的地方。应当理性化地看待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建立，通过司法实践中的反馈来不断完善刑事和解制度。 　　关键词：刑事和解；本土化；建议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5-0101-02 　　西方国家的刑事和解，也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1]。借鉴西方刑事和解的定义，并结合我国的国情，我国的刑事和解是指在违法犯罪案件发生之后，犯罪人和被害人在第三方的调停之下，定纷止争，达成和解协议，犯罪人以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得???被害人的谅解，从而使得国家司法机关对犯罪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一种制度。形事和解制度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使其得到被害人和国家的宽宥；在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被害人的精神和物质上都能得到更好地补偿。但是刑事和解制度是一个舶来品，并不是我国独创，它呈现出的特点既不同于民事和解，也不同于刑事调解，当然与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也有不同。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生成背景 　　刑事和解制度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次“被害人―加害人”和解尝试方案[2]。直至20世纪90年代，刑事和解制度得到了更多国家的广泛认可和运用，也更好地保护了犯罪人和被害人的合法利益。刑事和解制度起源于西方，在西方社会，基督教文明占主导地位，西方人笃信上帝，而基督教所传递的救赎和宽恕的思想使得“宁可错放一千，而不能错杀一个”的理念根植于西方人的思想当中，从而为刑事和解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石。当然了，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也有较为深刻的思想根基。诚如陈光中教授所言，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与西方宗教中的宽恕、博爱观念，都推崇和缓、宽容的纠纷解决方式，倡导人们化解冲突，和睦友爱相处。在“和合”文化影响下，“无讼”、“耻讼”观念蔚然成风，凡事以和为贵的中国人在可以用平和的方式解决纠纷的情况下，是断然不会撕破脸皮诉诸法院的。这种由古传至今日的以人为本的和谐思想很好地保护了双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也使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生根发芽。 　　二、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本土化实践 　　直至今日，我国新刑法的实施已有三十余年，在新刑法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过程中，我国各地的基层检察院已经陆续开始了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本土化实践。以北京市为例，通过对2002年至2005年的北京市7个区检察机关的故意伤害（轻伤）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北京市各区检察院在故意伤害（轻伤）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案件达到了三分之一以上，比重之高，值得关注。因此，我国对刑事和解制度的深入研究很有必要。 　　三、刑事和解制度的正面效果 　　第一，对被害人来说，刑事和解制度不仅给予了被害人及时的以及大量的经济赔偿，而且犯罪人的赔礼道歉能一定程度地弥补被害人的精神上的损失，被害人可以对犯罪人进行当面的指责和发泄，抒发心中的不满，从而不必使被害人在漫长的等待庭审宣判的过程中受到心理上和生理上双重摧残，郁郁不得终日，而是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使其受到应有的合法待遇。 　　第二，对犯罪人来说，有些犯罪人属于初犯或者偶犯，他们犯罪的主观恶性较低，人身危险性也较低，如对他们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既可以使他们免于或者减轻牢狱之灾，又可以使他们受到教育。人生的履历中一旦抹上不光彩的一笔，就很难抹去了，即使他们刑满释放，他们也会受到各个方面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很难在这个现实的社会立足。我国刑法的根本目的在于教育，而不在于惩罚。既然如此，如果我们能以更加平缓的方式达到相同程度的教育作用，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第三，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刑事和解制度能节约国家的司法资源，维持社会的稳定以及和谐。冤冤相报何时了，我们很难保证，被判处残酷刑罚的犯罪分子不会对社会产生仇视情绪。一旦把他们放出监狱，回归社会，在隔离了社会很长时间之后，无所适从的他们会有强烈地被社会遗弃感。这时，他们很有可能走上二次犯罪的道路，社会上无辜的人将再一次遭殃。如果我们采用刑事和解制度，被害人和犯罪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一致，积蓄在心中的怨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释放和缓解，正义得到了伸张，双方的利益都能得到尊重和保护，社会也会趋于一派和谐，被损坏的社会关系也会得到修复，正所谓一举几得。正如周光权教授所言：刑事和解制度是在保留并限制刑法强制的情况下，引入刑罚之外的新机制。它能在公众与刑法之间建立一种合作态度，增进公众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