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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视角下的高校女教师发展叙事性研究 　　 摘 要：本文通过对浙江省某高校女教师的叙事性话语分析，来探究高校女教师这一社会群体的心理机制。采用常人现象学和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思路来追寻这一特殊边缘化群体如何通过话语构建自我的身份、建构了什么样的身份和身份建构的变异性。研究表明高校女教师比例逐渐增大，但其数量的“局部过剩”和“玻璃天花板”的严重失调使女教师的身份不断呈现矛盾性，学术科研和婚姻家庭的两难选择是当下大学年轻女教师的困惑所在。 　　关键词：高校女教师；话语分析；构建；变异性；主体 　　 　　高校女教师自民国初期女子进入高校教育以来不断扩大，1950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共1.73万人，其中女教师仅有0.19万人，只占总数的10.98％，到1994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已增长为39.64万人，其中女教师12.7万人，占总数的32.1％，为1950年女教师总数的66.8倍[1]，2005年普通高校女性教师为417745人，占全体教师的43.25%[2]。这一群体的不断扩大吸引了很多心理学、社会学、女性主义学者的注意力[3][4][5][6][7][8]，但同时也有数据显示：中国中科院、工程院院士中，女性仅占5.1%；“973”重点基础发展项目的175位首席科学家中，女性只占4.6%等；“长江学者”中，女性只占3.9%；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奖者中，女性占8.4%。总之，在学术职业中，科学领域和高层次学术梯队中女性的缺失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9]这种数量与质量的对比使得高校女教师逐渐被外界刻板化。这一群体中又以未婚大龄女教师尤为突出，因为个人学术职业的发展与个人婚姻家庭等关系的发展逐渐产生各种矛盾。这让我们不禁思考：这种身份的建构是该群体所固有的还是被建构的？怎样被建构的？谁建构了她们？对高校女教师的范畴化概念(categorization)是本文作者思考的出发点之一，以往的传统社会心理学研究对于女教师的一系列社会“范畴化”概念是否事先设定了对该群体的某一价值预设，即女教师学术难、科研难、婚姻难都是社会的性别歧视所致。另外，以往的高校女教师研究多采用量化分析方法，通过调查问卷、实验、统计等传统社会学或心理学研究方法归纳总结数据[10][11][12]，???有少量通过质的分析研究女性教师个体问题。[13]不管是固定的问卷模式还是一对一针对性的问答式传统访谈，这些数据在反应客体本身特点之前已经被研究者或采访者注入了一定的束缚，被访者通常只能根据研究者的预先设置好的思路来表达[14]，从而忽视了客体本身的主体性。影响被访者思考和言说的来源不是外界强加的力量，而是存在于问卷、访谈等中的语言，而这些语言因子以话语的形式存在于并反作用于被访者。由此可见，无论是范畴化中的理论价值预设，还是数据采集和处理过程中的基本方法，高校女教师发展的研究都迫切需要研究者开辟一条新的思路，而“话语学”则在这千钧一发之刻为我们点燃了星星之火。本文将采取话语学视角下的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理论分析框架和常人现象学（ethnomethodology）相结合的方法对生活工作在当下国内中心城市的十五位大学女英语教师进行田野调查和访谈，并最后针对研究数据做个案研究。但由于本文篇幅所限，现只从其中选出有代表性的一位进行研究，并对其叙述内容进行个案分析，对其不得不面临的从令人敬仰的“女高校教师”到“读博”、“评职称”、“结婚”、“生子”不断被边缘化的身份建构作出分析，剖析当下高校女教师的个人发展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本文旨在对于该名英语教师的个人叙事和访谈进行话语视角下的叙事分析，并试图挖掘隐藏在女教师发展背后的问题以及其身份的特异性。 　　一、理论框架 　　话语一词被广泛地应用于性别和语言研究的领域中，后现代意义下的话语广义地将社会性别当作一种社会建构方式，其包括两层含义：一指性别在谈话及语篇中所建构的言说方式；二指性别本身的自我构建――作为一种构成人们看待和理解世界方式的社会语义系统。[15]女性主义话语研究（feminist discourse analysis）主要指对性别、社会性别关系同权力的交织，以及各种蕴含性别意义的社会重大事件的批判性分析，包括贫困，性别歧视等热点问题。[16]在性别研究的话语学转向引导下，性别由原来单一的符号表征系统，转为建构主义理论下的话语系统，性别不仅通过语言表征出来，而且由语言构成其概念本身。而话语如何反应并生成对于性别的思考，则带来了女性主义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女性主义话语是性别话语发展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其中包括女性主义的会话分析（feminist conversation analysis）、女性主义的批评话语分析（feminist CDA）、女性主义社会心理学的话语分析（f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