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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人物画写实的哲学根基刍议 　　摘 要： 儒家的入世观点使得绘画担负起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但过于强调社会功能，束缚了艺术自身的发展，而道家的强调自由客观上则有助于冲淡前者对文艺束缚的一面，因此，从深层意义上说，传统人物画受到儒道思想合流互补的影响，结果便形成了自身特殊性的写实性。 　　关键词： 传统人物画 宣教功能 写实 儒家 道家 　　 　　对于绘画的社会功能，古人有着深刻的认识。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开篇便点明：“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形，存形美善于画。”并得出结论：“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历代统治者无不看重并强调绘画的这一宣教功能。 　　要体现宣教功能，人物画无疑是最佳载体，而要完成这一宣教功能，人物画就必须是写实的。从必然性角度来看，人物画的发生、发展、成熟均先于其他画科，观其发展的轨迹，它在滥觞原时期便未脱宣教功能之影响，这是其他画科所不能替代的。从必要性来看，宣教功能多是借助于一定的故事情节来实现，或为堂皇的宫室图壁装饰，或劝善戒恶，或为英主功臣图影存形，或昭示反面形象以寓劝诫，或借佛教壁画的本生故事宣扬宗教教义，这一切无不同人的活动紧密相关。正是通过表现一个个鲜明丰满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及其组合在一起的情节场面，宣教的主旨才能表达出来。无法想象，离开写实的具体可感的人物形象，宣教的内容如何落实，宣教的目的如何实现。可见，宫廷人物绘画起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枯燥甚至抽象的教化主旨经由这一媒介的阐发和形象化，变得晓畅明了，甚至如日常生活般的亲切感人，宜于被观看理解，而宣教的主旨也在潜移默化中被观者接受。而这一切必然要求人物画在技法方面的写实性。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写实性，使得画面人物形象骨肉匀称、形象真实，甚至气韵生动而传神，才能收到最佳的预期效果。应该看到，统治集团所示以宣化的对象，其主体乃是普通的人民大众，所谓的“衣冠贵胄，岩穴高士”只在少数，且其身往往便是宣教功能的执行者，因此，要想使宣教内容通俗易懂，必然要求写实的形似，以利于宣教宗旨在民间的普遍流行。 　　然而，以上所列毕竟是一种表象，若做更深层次的分析，当不难看出这种现象背后强大的精神支点，那便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的美学思想作为其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传统文艺的发展产生过莫大的推动作用。孔子把他的美学思想建立在以氏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仁学之上，希图唤起以氏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子之爱，从而维护社会的人际秩序，缓和阶级矛盾，使社会得到和谐的发展。这样一来便极大地突出了人们相互依存的社会性，同时又把个体人格的发展和完成看作是真正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条件。因此他对于以能体现个人情感为重要特征的审美和艺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概略地说，这正分别代表着善和美的不同。徐复观先生曾指出，就中国美学史来说，美与善的矛盾反复地表现为对“声色之美”的追求同社会伦理道德要求的矛盾，文与道、华与实及情与理的矛盾，等等。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实现封建大一统国家的必要条件，从倡导社会的和谐发展出发，孔子主张“尽善尽美”，美与善应完满地统一在一起。同时又认为善同美相比显得更为重要和根本。文艺，包括绘画首先是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自然而然地便被注入了“尽善尽美”的特质，被要求不仅在形式上是美的，能激发人的美感，而且在内容上更应该是善的，应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在功能上便是要有政治教育意义，符合封建大一统思想的要求。 　　源于此，在绘画艺术极不发达之时便有“有虞氏彰施五彩，兴成教化”之说，而《左传》之《襄公三年》亦载：“昔夏之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表现出朴素的教化目的。在绘画昌明之时，这一要求已外化为明确的言论。如《孔子家语?观周》载：“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舛纣之相，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戒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此国之所以盛也……”谢赫更在其《古画品》序中评曰：“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隋唐时期随人物画高峰的到来，其担负的宣教功能亦被在理论上作以归纳。就是素以狂怪自诩的革新派米芾之辈亦遵循“古人图画，无非劝戒”之论，并不否认绘画的宣教功能。而宋明礼学大盛时期，对之更为重视，宋濂在《画源》中强调图画功能：“古之善画者，或图《孝经》，或貌《尔雅》……下逮汉、魏、晋、梁之间；《讲学》之有图，《问礼》之有图，《列女仁智》之有图，致使图史并传，助名教而翼群伦，亦有可观者焉。”纵观古代与绘画有关的典籍，此类论述可谓俯拾皆是，充分说明对绘画宣教功能的认识被各阶层的画家所普遍接受。 　　这便从理论上暗暗地规定了人物画的写实属性。但中国传统的人物画虽然在总体上呈现出写实的面貌，却又并不是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