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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效率与盈余质量的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效率与盈余质量的关系。结果表明，在中国资本市场中管理层效率确实影响着公司披露的盈余质量，同成熟市场的经验结果相反，中国公司里存在着管理层效率越高，盈余质量反而更差的奇怪现象。这说明中国公司较高效率的管理层更可能操控盈余披露信息，意味着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机制可能存在激励缺失问题，结论对完善公司治理和透明信息披露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关键词：管理层效率 盈余质量 面板数据 广义最小二乘法 　　 　　一、引言 　　会计盈余数字能够向投资者传递信息，提供高质量会计盈余的公司相对能够吸引更多的资金，从而降低公司融资成本；而会计盈余的高质量使公司与投资者之间保持信息渠道的畅通，降低了投资者的信息成本，这有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在中国上市公司中，不同效率的管理层提供的财务报告盈余质量会不同吗？不同的话又呈现什么样的特征呢？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又何在呢？这对完善我国转轨经济加新兴市场环境下的上市公司治理有什么样的启发呢？本文使用数据包络方法刻画上市公司管理层效率，使用连续累计三年的回归残差后的标准差作为盈余质量的代理变量，检验了我国证券市场中两者的关系，试图从经验意义上对这些问题做出一些探索和回答，为未来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设计和完善提供一定的政策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大量关于盈余质量的经验研究主要检验了公司特有属性的影响，如管理层持股的盈余质量反应（Warfield等，1995；Gabrielsen 等，2002；Phman Limpaphayom，2003）；股权结构对财务信息质量的影响（SamHan，2005）；Dechow和Dichev（2002）发现对于那些规模较小、本期损失较大、现金流和销售波动较大、营业周期较长的公司，盈余质量相应较差；在公司基础架构层面，Klein（2002）发现拥有更独立的董事会成员的公司应计的质量也更高，Ashbaugh-Skaife等（2006）和Doyle等（2006）发现拥有较弱的内部控制的公司盈余质量也较差；在公司经理层特征上，Francis等（2006）研究了盈余质量与CEO声誉的关系，结果表明美国公司中导致较低盈余质量的更可能是公司所处常变的经营环境和公司内在属性而非CEO声誉。不过，Bertrand和Schoar（2003）的研究表明，经理们确实能影响他们管理的公司，公司决策可以反映出经理们的不同风格，或者说公司经理们确实影响着公司的各种选择；Richardson等（2004）发现董事会成员的固定效应与公司治理，财务政策，披露政策等确实有联系。在国内关于盈余质量的经验研究方面，学者们从诸多方面研究了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如控股股东或股权结构（王化成、佟岩，2006；林峰，2006；冯瑛，2007；周晓苏、张继袖、唐洋，2008）、董事会特征（冯瑛，2007；王妍玲，2007；王兵，2007；吴清华、王平心，2007）、高层管理人员持股（毛洪安，2008）、宽泛意义上的公司治理状况（刘立国、杜莹，2003；史忠党，2005；赵景文，2006；王琦，2006；潘玉林，2007；黄强，2007）、审计特征（蔡春、黄益建、赵莎，2005；翟华云，2006；董南雁、张俊瑞，2007）等公司特有属性的影响，对于管理层效率与盈余质量的关系研究尚较空乏，可能是由于合理的管理层效率的替代变量并不容易解决。正常情况下成熟市场中高效率的管理层倾向披报较高质量的盈余信息，这一理论也获得了经验证据证明（Peter、Baruch和Sarah，2006）。但这一结论是基于良好机制――正常披报――盈余质量结果这一范式而得出的，如果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如处于转轨经济加新兴市场环境的中国上市公司所面临的制度背景下，这一范式并不必然成立。因为声誉、职业前景和薪酬合约等激励管理层披露较高质量盈余信息的这些因素作用在中国市场中可能十分有限，首先，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国有股权在公司所有权结构中仍占有庞大比重（刘芍佳等，2003），本文的样本期间这一特征更为突出；其次，中国上市公司中尚未形成公开、合理、竞争选择管理层的聘任机制（沈艺峰等，2009），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聘任远远谈不上市场化。行为更注重政治前途、行政特权、在职消费等方面；民营公司管理层则由于中国经理人市场的远不成熟而同样受到掣肘；最后，管理层薪酬与公司市价远远脱节，股票期权在管理层薪酬所占比重太小，并不能足以激励其在业绩和信息披露上尽心尽责，当然这一点与资本市场效率也相联系。换句话来说，在生产经营和财务上具有较高效率的管理层，在估计本公司某期间的应计水平也相对有优势，从本质上说对会计盈余中异常应计项目（Abnormal accruals）的操控能力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