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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完善我国绿色税收制度分析与路径选择 　　摘要：在税收工作中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绿色税收体系。本文从理论经济学角度分析绿色税收是治理环境污染的最佳手段，对非税收手段和税收手段的效应进行了分析对比。提出了完善我国绿色税收体系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绿色税收；制度基础；效应分析；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66（2008）10-0036-01 　　 　　一、建立我国绿色税收的制度分析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得到国际社会日益广泛的认同，环境保护问题备受各国政府的重视。税收作为政府用以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重要工具和手段，在保护环境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饱受环境问题的困扰，率先尝试将税收用之于环境保护，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鉴于发达国家在经???发展进程中已经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世界银行的有关专家建议发展中国家“针对环境的破坏征收环境税”。实际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将保护环境作为其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政策目标。一个以纠正市场失效、护环境为政策目标的新的税收类别――绿色税收正在蓬勃发展。 　　（一）建立我国绿色税收的制度基础。绿色税收的意义主要有三点：1、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绿色税收，使造成环境污染者和资源使用者承担其排放污染量与资源补偿等量的税收，从而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使环境资源得到优化配置。2、有利于调节环境污染行为，减少环境污染排放量。通过绿色税收，把环境污染的外部不经济性内在化，使企业承担环境污染造成的外部成本，从而将环境核算纳入经济核算。3、为生态补偿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由此可以看出，绿色税收主要是让污染者或环境资源的使用者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以获取专项资金用于环境的治理和补偿。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庇古的外部性理论由于自然环境提供的服务不能在市场像其他普通商品一样进行交易市场机制无法对经济运行主体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环境污染进行调控。庇古将这种以危害自然为表现形式的外部性称为负的外部性”。由此看来生态环境污染是负外部性的典型表现形式。 　　作为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成本未参与其产成品的生产成本核算只是一种社会成本。由于企业无须参与社会成本的负担在追求其利益最大化的驱使按照边际收益边际成本，的原则安排生产这一产量必然大于考虑社会成本时追求利润最大化时的产量进而促成污染的过度排放。寻求利益最大化的生产者只关心边际私人净产出。然而由于外部性的客观存在，边际私人净产出必然与边际社会净产出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即为生产活动对社会带来的环境负担；而这种环境负担仅在社会净产出中予以考虑，私人净产出中不进行核算。在庇古看来，为了克服私人和社会净产出之间的差异，必须依靠政府的干预行为。 　　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来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但“如果国家选择对某个特定行业的投资实施额外鼓励或额外限制手段，国家有可能消除这种差异。最明显的方式是补贴和税收”。因为政府可以通过征税的方式将负外部性“内在化”来消除外部性，即使环境污染者承担与其排放的污染量等量的税收，将其应承担、但转嫁给社会的外部成本纳入企业产品的总成本核算体系中。这样，当产品的边际成本加上税收大于边际收益时，生产者就会停止该产品的生产，或通过改进防污技术，减少污染量，进而降低生产成本。 　　（二）对绿色税收及不同手段解决环保问题的效应分析。对环境造成污染这种具有负外部效应活动的治理，从理论上说，可以有直接管制、财政补贴、发售污染权以及绿色税收等种种经济手段。但是，在市场机制下并非每种手段都能发挥作用，相比较而言，绿色税收是一种最佳的经济手段。 　　直接管制政策是指政府通过立法，制定环境质量标准，限制或禁止污染，违者受到法律制裁的一种经济手段。这是政府利用法规、禁令和许可制度，以期直接避免或限制有害活动的措施。但是，这种方法有其难以消除的局限性，既当企业控制其排污量达到限度标准时，一般就不会再增加成本治污；而且由于直接管制的强制性和缺乏弹性，企业可能为免受法律制裁而在尚未找到可行治污方法时就制定了有损效率的防治方式，因而直接管制会妨碍污染防治方式的选择与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财政补贴政策是指政府对企业进行污染防治所发生的费用，通过直接的货币补贴或间接税式支出方式给予补贴。这只能是一种短期的政策行为，一方面需耗费政府巨大的财政收入，而且未能使企业成本外部化问题内部化，对其他企业来说也不公平。另一方面，也不能有效地减少社会总排污量，极有可能因补贴使其行业利润率提高，由此吸引新厂商进入该行业而致总排污量不变或反而增加。 　　发售可转让污染权是一种出售可交易的排放有害物质或其他方式损坏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