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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农民工家乡话和普通话使用现状调查 　　摘 要：作者对农民工离开家乡前后使用方言和普通话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外出务工之前农民工的语言比较简单，进武汉务工后农民工使用普通话和家乡话两种语言变体，他们对普通话接受程度很好，对于自己的家乡话在情感上的认同感仍旧很强，但忠诚度不高。作者认为提高农民工语言能力，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推普”和“方言”齐头并进是重要任务。 　　关键词： 在汉农民工 家乡话 普通话 使用情况 　　 　　一、引言 　　农民工遍布武汉市的各个行业，主要从事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与零售业、制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农民工群体应武汉经济建设和城市化建设需求产生，身份特殊，数量庞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群体。从农村走向武汉，农民工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建设和美化着武汉，身份和地位却很低微，经常被城里人看不起，被城里人嘲笑，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情时有发生。农民工不仅饱受经济上的不平等待遇，而且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在职业选择方面，农民工即使有技术、有文化也只能从事市民不愿意干的肮脏危险工作。目前国家正关注农民工的物质生活状况，出台各种政策切实解决农民工的实际问题，如农民工的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但是对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尤其是对农民工的语言文化生活关注，还处于刚起步阶段。农民工的语言问题日益凸显。进城后由于生活和就业等需求，他们的语言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家乡时，农民工也许只是在电视等媒体中听到过普通话，进城务工后，农民工同时使用普通话和家乡话两种语言。他们在什么语境下使用家乡话，在什么语境下使用普通话，家乡话与普通话的矛盾如何解决？关注农民工的语言状况，了解语言障碍给农民工带来的问题，对解决农民工遇到的语言问题给予切实有效的建议，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是本调查研究所希望带来的一个效应［１］。 　　二、现状调查 　　此次调查主要考察两方面内容：一是外出务工之前在家乡时，在汉农民工家乡话和普通话的使用情况；二是外出务工之后在武汉时，在汉农民工普通话和家乡话的使用情况。 　　1.农民工外出务工之前的语言使用情况 　　农民工在家乡时，活动的领域主要有“家庭”、“友谊”、“教育”、“就业”和“公共场所”。此次调查选择了农民工“在家里与家人交谈”，“平时和朋友闲聊”，“与老师、同学交谈”，“工作中跟同伴、顾客交谈”，“在邮局、医院等公共场所与人交谈”等情况。将农民工在这几种情况下的语言使用，分为“全部使用家乡话、较多使用家乡话、普通话和家乡话使用的差不多、较多用普通话、全部用普通话、没有这种情况”几种情形，其中“全部使用家乡话”记做1、“较多使用家乡话”记做2、“普通话和家乡话使用的差不多”记做3、“较多用普通话”记做4、“全部用普通话”记做5、“没有这种情况”记做0。 　　图1显示，农民工在家乡时，在各个领域都是家乡话的使用频率最高，家乡话在各个领域的使用频率都在60%以上，除和“老师”交谈外，其他几种情况下家乡话的使用频率都在70%以上；农民工在家乡时，在各个领域普通话的使用频率都非常低，均在20%以下，除和“老师、顾客”交谈外，农民工在家乡时普通话的使用频率都在15%以下。总之，农民工在家乡时，在各种领域，家乡话的使用频率都很高，以说家乡话为主；对于普通话的使用，在家乡时农民工也不是一点也不说，除了和“家人”交谈时几乎不使用普通话外，在其他几种情况与人交谈时，会使用一些普通话，但是使用频率较低。 　　2.农民工在汉时的语言使用情况 　　农民工在武汉时，活动的领域与在家乡时有所不同，“教育”领域基本不存在了，工作领域里，既有同乡的同事，又有非同乡的同事。因而，对于农民工在武汉时的语言使用，选择了农民工“和家人说话”，“平时和朋友闲聊”，“跟同乡的同事、非同乡的同事及顾客交谈”，“在商场、邮局、医院、银行等公共场所与人交谈”等情况。同样，将农民工在这几种情况下的语言使用，分为“全部使用家乡话（记做1）、较多使用家乡话（记做2）、普通话和家乡话使用的差不多（记做3）、较多使用普通话（记做4）、全部使用普通话（记做5）、没有这种情况（记做0）”几种情形。 　　农民工在汉时的语言使用出现分化的趋势，在和“家人、朋友”交谈时家乡话使用频率很高，分别是75.4%和60.97%，普通话的使用频率较低，均在20%以下；而在和“同乡的同事，非同乡的同事，顾客”和在“公共场所与人”交谈时，除和“同乡的同事”交谈时，普通话的使用频率相对较低，但也在60%以上，其他几种情况中，普通话的使用频率均在90%以上，而且在这几种情况下，家乡话的使用频率非常低。所以，对于农民工在汉时的语言使用，家乡话和普通话在使用功能上出现了分化，使用的场合出现分离，在和“家人、朋友”交谈时，以说家乡话为主，和“同事、顾客”及“公共场所与人”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