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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前因后果 　　1960年12月,日本政府启动了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经济由此迎来了从1961年至1970年的“黄金十年”。扣除物价因素,到1967年,日本提前实现国民收入增加一倍的目标,翌年,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近日,一场以富民为主线的收入分配改革大讨论,正在中国学界展开。在这场讨论中,关于日本1960年代初进行的这场收入改革的经历被一次次提及,以作为中国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参考。 　　“历史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如果仅从收入翻倍的角度来理解日本这场变革,盲目地借鉴一些表面经验,而不是将视野拓宽,放在一个更加宏大的背景下,探寻这场变革的根源和本质,只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扭曲机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许斌教授,向记者抽丝剥茧地道出了日本那场变革的实质。 　　 　　七八年时间实现翻番 　　 　　1960年,日本经济出现了历史拐点――结束了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经济”,人口红利即将结束、国民消费不足、城乡差距日益明显,种种因素导致社会不稳定和劳资矛盾凸显。 　　“关于日本下一步的经济走向,当时的日本主流经济学界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日本已经结束了战后恢复期,将告别经济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时期;另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才刚刚开始,应该找出新的经济增长点,维持经济高速增长。”许斌说。 　　当时的首相池田勇人采纳了后一种观点。1960年12月,池田内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核心内容是,从1961年至1970年,实现日本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实际收入翻倍。 　　相应的具体措施包括:充实社会资本,产业结构升级、鼓励高生产率产业,提升人口素质、振兴科学技术,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等。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了很好效果。“按照测算,要十年实现GDP和收入翻倍,日本经济年均增速和收入年均增速均应为7.2%。实际上,十年间日本经济的增速和收入的增速,每年都达到了10%以上。因此,日本只用了七、八年时间就实现了GDP和人均实际收入的翻倍。根据权威数据库CEIC的数据显示,扣除通货膨胀,以2000年不变价格估算,日本人均GDP在1960年为7118美元,1968年已经翻倍为14382美元,到1970年为17345美元,十年间实际增长了1.45倍。”许斌表示。 　　收入倍增计划缩小了收入差距。1960年代,日本基尼系数是0.33左右,国民幸福指数也很高。十年间,高增长并没有带来恶性通货膨胀。从1961年至1970年,日本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77%。许斌介绍说,当时日本银行存款率为7.2%,显著高过通胀率,居民存款的实际利率为正。 　　 　　经济增长是根本 　　 　　“我们在解读日本收入倍增计划的时候,绝不能望文生义地把它仅仅看成是一个在分配领域增加收入的措施。而应该看到,收入倍增计划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增长计划,其次才是收入增长计划。”在许斌看来,只有抓住经济增长这条主线,中国才能更好地理解日本收入倍增计划,并借鉴其中的经验。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是找准新的经济增长点。 　　那么,当时的日本政府究竟抓住哪些新经济增长点,才创造出日本经济的“黄金十年”?许斌总结出三点:城市化红利、技术红利和开放红利。 　　第一,城市化红利。1960年代初,日本人口红利结束,政界和经济学界开始重视城市化红利的作用。 　　1950年代的高速发展,给日本带来巨大的收入差异,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深重,1950年代末,激进团体的活动和罢工频频。但是,日本城乡收入的差距同时也带来城市化红利。1950年代中后期至1970年代初期,是日本城市化进展最快的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42.9万,并于1975年实现城市化率75.9%。 　　第二,技术红利。1960年代以前,日本还是劳动密集型经济,当时日本政府认识到,尽管日本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利用这个差距可以创造技术红利。 　　当时,日本在高科技方面主要模仿欧美先进技术,经过消化吸收后实现自我创新。从日本收入倍增计划可以看出,日本政府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以及技术的吸收和利用。 　　第三,开放红利。当时日本政府已认识到全球化给经济带来的好处,所以在对外贸易上更加开放。1960年,日本贸易自由化政策起步;1963年,日本加入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64年,日本举行了东京奥运会…… 　　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三大红利,反过来也推动了国民收入的增长。“城市化进程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技术进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开放带来的贸易收益让全体国民受益。”许斌表示。 　　 　　转型为消费拉动型社会 　　 　　不过,日本收入倍增计划也存在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