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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岛国性格”形成及影响 　　摘 要：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两儒咫尺”。有限的耕地与地震、台风等灾害频发的自然条件，使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中积淀了极其强烈的危机感，同时也迸发出强烈的创造力和奋斗精神，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岛国性格。它起源于日本最初的岛国文明，在中世纪与东亚文化圈尤其是儒家文明的博弈过程中形成，内化于近代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这种民族特性一方面对日本的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其形成的“武的文化”又为其侵略扩张提供了温床。 　　关键词：岛国性格；自然环境；儒学；佛教 　　 　　一、日本的岛国性格及缘起 　　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其国家的地缘有很密切的关系。日本是一个岛国，结合地缘来讲，我们可以将日本的民族性格称之为岛国性格。这种岛国性格是指日本在独特的地理环境基础上，在其自身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而形成的民族特性。 　　日本位于太平洋西侧，西隔东海、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与中国隔海相望，少平原，多山地、丘陵，农耕条件不好。作为岛国，日本有“万岛之国”之誉。海岸线总长3万多公里，这为其对外的发展交流提供了可能。日本全境有火山200多座，其中活火山占1／3，有“火山国”、“地震国”之称，这就使得日本境内缺乏稳定发展的地理环境。狭窄的生存空间与贫乏的资源造就了日本人最基本的岛国性格：务实、忧患、急躁、好战，并形成了看世界的独特岛国视角，这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开放性的糅合：一方面，孤立的岛屿使其形成了该民族的生命一体感意识；另一方面，受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日本人要创造自己的文明是很困难的，内在的需要与边缘地带的结合决定了日本民族吸收性的一面。 　　日本的岛国性格是在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下，在与周围文明接触过程中，结合自己的需要对外来文明与本土文明调适的结果。它起源于日本最初的岛国文明。日本自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人们便在与自然的抗争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理念及信仰。主要表现为：“岛国特定的地理环境使日本人在相互协作、共同劳动中形成了生命一体感意识；在自然美景的陶冶中，以及神道教亲近自然理念的???配下，形成与自然合二为一的情愫及现世主义文化性格”。[1](P3-4)公元前2-3世纪，日本进入弥生时代，大陆的先进农耕技术、纺织技术、养马技术、制陶技术及土木建筑技艺等外来文明被大量地吸收。外界的农耕文明与日本固有的忧患意识相结合，既促成了日本社会文明的起步，也成为日后日本积极侵略扩张的历史渊源。 　　如果说弥生时代仅仅是日本文明刚刚起步、岛国特性初露端倪的话，那么在此后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形成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儒教、佛教与原始日本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日本结合自身的需要，渐渐形成了独有的性格文化。 　　二、岛国性格的形成 　　（一）儒学的吸收与内化 　　公元3世纪至7世纪，中日交流日趋频繁，中华儒学文明强烈辐射日本。汉字和汉籍儒典的传入，既方便了日本人学习汉字、汉文，也为日本人吸收儒学佛教思想提供了契机。 　　儒学在日本经历了从嫁接到改制两个历史阶段。从日本大和国建立到武士社会形成之前是日本对儒学的嫁接时期。这一时期，日本根据自身的需要，有选择的吸纳儒家思想。公元5世纪初，大和统一国家建立后，日本社会亟需系统化的社会价值理念来维系，追求现世主义的儒家思想正能填补这一空白。公元603年及604年圣德太子所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及《十七条宪法》正是将中国儒学全面嫁接移植的表现。“冠位十二阶”的冠位名称实际上是在儒家学说“三纲五常”中的“五常”之上冠之以“德”，旨在以儒家“德”的思想教化贵族。《十七条宪法》如“不得圣贤，何以治国”、 “毋敛百姓”等则充分体现了儒家“以德治国”的思想。 　　从武士社会形成到幕府末期是改制儒学时期。该时期，“以德治国”的思想逐渐淡化，“忠诚”理念代之而起并愈益得到强化。随着武士社会的建立，为巩固统治之需，统治者片面强调儒学之“忠”，要求“臣对君无条件忠诚”。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经过日本民族的吸收和内化，“忠”“孝”“忍”被接受而发扬，然则其精髓、也是中华民族最为精湛沉淀的核心“仁”字却被淡忘，中国的“和”理念嫁接在了忧患意识极强的民族身上，成为“武”，并成为日本人民族特性的一部分。“日本民族与中国文化接触之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碱水一样，日本民族与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2](P2)中华文明对日本民族的影响可见一斑。 　　（二）对佛教的整合 　　佛教于公元6世纪传入日本列岛。如同儒学，佛教传入日本时也体现了日本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地垂迹”――神与佛的融合。佛教尚未传入日本之前，日本民间广泛崇敬神，佛教传入后，神佛相互接近和渗透，出现了神佛“同体说”和“本地垂迹说”。按照“本地垂迹说”，天照大神被认为是如来的垂迹，八幡神被认为是阿弥陀佛的垂迹。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