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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博文引出两点感想 　　2012?4近日读到一篇题为“教书比天大”的博文，讲的是耶鲁大学因遭遇规模惊人的连续几场特大风雪，出于安全考虑，请教授们相机行事，不一定非得到校，而教授们却依然坚持给学生开课。耶鲁建校三百年，教授们从未因气候恶劣而随意停课甚至调课。他们知道，任课教师绝对不可丢下学生，否则，会被同事们看作“unprofessional”（即中文“不专业”“不敬业”的意思）――这在耶鲁，是一句很重的批评用语。写这篇博文的耶鲁大学高级讲师苏炜先生说：“重视课堂教学，对教书有一种几近宗教的崇敬，这是我在耶鲁任教十几年来所深深感受到的耶鲁精神之一。” 　　苏文中还叙述了另一件事：某年京城某顶尖大学国学院成立，邀请耶鲁大学著名史学家史景迁却被婉拒，遂将接待规格大幅度提高，并委托苏炜带一纸高规格的邀请函为之说项。史景迁看完信就笑了：“谢谢他们的诚意和超常待遇。”转而又向苏炜正色道：“你在耶鲁教了这么多年书，难道不知道学期中间任课教师绝对不可以丢下学生去参与任何课程以外的活动吗？”苏炜被闹了个大红脸，很不好意思。苏炜回忆道：“耶鲁校长”这一崇高位置，多年前校董事会曾一致推举史景迁出任，史却拒不接受。他说：“我适合教书、做学术研究，却不适合做行政管理。”今天，成就卓著的史景迁已从教授岗位上退休，在职期间，除了“教授”，他只兼任过“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这一与学术有关的职衔。 　　感想之一：耶鲁三百年，从未有过因天气原因而随意停课或调课的现象；学期中间，任课教师绝对不能丢下学生去参与任何课程以外的活动。这在有着30年从教经历的我看来，几乎是一则不折不扣的教育神话。在耶鲁，无论客观因素（如气候恶劣）还是主观因素（如教授事务），都无法撼动一张小小的课程表。再看看国内的大中小学，那课程、课务安排却是机动灵活得如同当年的游击战一般。中小学生可以被随意停下课来充任欢迎外宾到访、领导视察的鲜花队、鼓乐队，大学生可以停课充当领导的舞伴、明星的“粉丝”。学校教师可以随意抽调，教师中有个一官半职或一技之长的可常年在外“出差”、“???穴”，课务则由他人轮流代上――上课对这些人来说，早已成了鸡肋。记得一位在普教界出尽风头的“教改专家”的“教改事迹”中，有一条便是他每学期有两个多月时间在外传经送宝，他所带的班级亦无人代课，可最终考试却依然稳居前列！原因是这位教改专家在接班之初就训练好了班级学生一套行之有效的自学方法，这使得他“在与不在一个样”――学生如同调试好了的机器，可以毫无偏差地在预先设定好的程序下运行――这是我亲耳聆听到的经验介绍。当时我的想法是：如果他的这套手法可行，全国何必要办那么多的师范大学，让他带上几个徒弟全国转上一遭，可以为国家节省多少人力物力！今天再想，便觉出一种荒唐：难道耶鲁的那些站在国际学术最尖端的专家教授们就不会事先也对学生们来一个“程序设定”，免得要在漫天风雪中想方设法赶到学校上课？如果一个学期真的有两个月时间学生连老师的面都见不着，整天就在那儿看书作业对答案，那是在接受一种真正的教育吗？ 　　感想之二：校董事会曾一致推举某人出任堂堂大学校长而遭拒，这在我所在的国度亦近乎天方夜谭。国内我也听说过拒绝接受行政职务而以科研为乐的事，可那已经是民国时候的事了――主人公叫李方桂。1940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拟设立一个民族研究所，并欲请史语所里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美誉的李方桂先生执掌。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出面力邀，岂知李方桂坚辞不就，最后实在不耐烦了，便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立即躬身给李方桂作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这段掌故颇见当时学人的真风骨、真胆识、真性情，可见一顶乌纱在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中外皆然）心目中的分量之轻。反观今天的校园里、学术界，已很有些“人心不古”的意 　　正义在暗权力里走钢丝 　　刘诚龙 　　正义在暗权力里走钢丝 刘诚龙彭玉麟是曾国藩手下的一员猛将，这人打起仗来，有一股南蛮子的勇气，而与武夫得天下者大不同的是，彭玉麟帮衬着大清重新打来江山，却并不霸蛮：老子是打江山的，老子就得坐江山。朝廷要他做官，他就推辞，推辞不掉，他只好做，做了不久，做得也好，朝廷又要升他官，他又推辞，据说连续推辞了六次。朝廷要他做官都不做，天下有这么怪的人？朝廷不太相信，就问曾国藩，这彭玉麟是蠢汉犯傻还是漫天要价？曾国藩说：“力辞奖叙，出于至诚。”彭玉麟只想为国家做事，不想为朝廷做官，国家有事，他定然出山，事做完了，他就准备卷被盖归山。 　　不是他不会做官，也不是他做了官就不能做人了。很多官僚，有了官品，就没了人品，彭玉麟不是这回事。他做官，像打仗一样，有一股向政敌（清明政治的公敌之意）挑战的勇气，也像一般政客（会玩权术的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