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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流失背后家国观 　　进入21世纪，经过一代代中国人的积极探索和奋力追赶，世界再次听到了中国的声音。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使我们的脚步更加自信和从容。然而，一种现象却令我们揪心，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超过70％的中国留学生选择了移民海外。这样的数据显示了中国大量文化、科技人才外流的严重性。而一些曝光度高的明星的移民更是引起了国人的极大关注。我们的头脑里不禁打起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究竟是为什么？ 　　1955年，火箭专家钱学森从美国返回中国大陆。他的回国，被媒体宣传为新中国巨大活力和号召力的体现，也衍生了很多传奇：美国高官称钱学森可以抵五个师的战斗力；中朝与美国谈判，用美国战俘换取对方对钱学森的放行…… 　　这些神乎其神的传说，大多已被证伪，惟一合理的解释是冷战时期中的宣传需要。但从中探究中国人对归国人才的态度，却大有微妙处。钱学森半个多世纪在中国的知名，大多源于他的爱国形象，而不是他的专业技能。从而显示在国人眼中，对一个人好坏亲疏的划分，先要看其政治立场和国籍的选择。 　　这样的心态，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改弦更张。十几年来，前乒乓球运动员何智丽远嫁日本，斯琴高娃、张铁林、李连杰、巩俐等明星移民海外，都遭到了不少媒体和公众的指责，甚至是谩骂。 　　但平心而论，这些指责却大可商榷。对这些名人最多的指责，就是“不爱国”。中国人是个喜欢“爱国”的群体，“不爱国”乍听起来确实是个重罪。即使那些移民的男女名人，有时也极力辩护，以证明自己还是“爱国”的。 　　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国”是什么？ 　　事实上，被人奉为中国传统主流思想的儒家，对国别迁移的问题却看得十分宽松，充满了世俗智慧的权变。孔孟两人都有长时间在各国游说的经历，他们以没有德君行道为耻，而并没有对自己朝秦暮楚而耿耿于怀。 　　《论语》说得很清楚，“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还说“邦无道，乘桴浮于海”。这里的“邦”，大致可以理解为现在的“国”。在儒家先哲看来，哪里可以安身立命，施展??生所学，哪里就是值得留下的“国”，而不是非要待在率兽食人的“危邦”，吊死在一棵歪脖树上。 　　当然，现在的“国”跟春秋战国时的“国”肯定大有不同。首先，当今中国是列国几千年后的集合体，不但人口呈几何倍数增长，而且在行政纽带的连接下，共同的利益诉求更加迫切。更重要的是，现在我们脚下的中国，要比周天子时代文明开放得多。 　　那么，在两千多年前就允许人“乘桴浮于海”，现在又何必在这个问题上横生枝节呢？当然，你可以认为中国这么好，中国人没必要移民。但这只是你个人的看法，你无权强加给任何人。 　　是的，我们无权干涉他人的移民之举。移民，从其自我角度来说，并无大的是非纠结。但论到国计民生的层面，这对中国绝对也称不上什么好事。明星移民成为话题，是因为明星本身即有很高的曝光度；而文化科技人才的移民，则因行业特点低调得多。 　　中国人才外流的具体数据已无法可考，但有两个数据表明，北大有的科系76％的学生都全部出国了；在清华、北大出国留学的人才中，有80％左右的人都选择了留下。 　　与几个唱歌跳舞的明星移民相比，这些人才的移民要危险得多。几千年来，大国崛起，首先是人才的崛起。各国对人才的渴望，就像在沙漠中长途跋涉的行人看到绿洲一样。 　　殷鉴不远，咱们以春秋战国为例。在此期间的人才争夺史上，最有名的当是孟尝君等战国四君子，他们大养食客，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最有名的传说，是战国燕昭王“千金市骨”。当千里马的骨头都可以卖上千金的时候，真的千里马自会奔腾跳跃。 　　但王安石老先生说了，孟尝君所召集的只不过是一群鸡鸣狗盗之徒，难登大雅之堂。那么，咱们就谈谈可以登堂入室的人物。 　　秦朝宰相李斯有篇《谏逐客书》，曾被收录中学语文课本中。此文的背景是，秦王嬴政平灭一次宫廷叛乱后，认为各国前来投靠的食客们都不值得信任，故限期遣返。 　　在李斯的谏议下，志怀六合的嬴政又重新召回这些人。嬴政能成大业，在用人上本来就很有一套。甚至韩国间谍郑国在被识破后，嬴政不但饶他一命，更准许其继续任职。回报超出意料。据《史记》记载，郑国渠修好后，秦的根据地“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人才既然如此重要，何以留住人才并防止外流呢？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尚无通关文牒和护照之类的国际识别证件，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都无力成为禁锢人才流动的樊篱。百家争鸣，都以无名于世而感到羞耻，只有不能礼待贤士的昏君，没有叛国离乡的乱民。这也是当时文化思想璀璨多彩的原因之一。 　　事实证明，美丽的思想，首先是自由的。 　　秦统一后，书同文，车同轨，设郡立县，打破了旧的疆域，也使那些自命不凡的文人们失去了寻找新主子的可能。当人才失去流动的可能后，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