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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亮日子·弄堂足球 　　 　　狭而长的弄堂里，细细的小腿盘弄着小皮球。皮球从自行车轮边滑过，骑车人惊呼，车龙头惊转，就撞上了迎面而来的一位提篮阿姨。倒霉的骑车人扶起了更倒霉的提篮阿姨，两人的眼睛里全都是恨意，忽然同一句脏话从两张不同的嘴里蹦了出来：“小赤佬……” 　　“小赤佬”，是一句标准的上海骂人话，带着一种对孩子的不屑和嘲弄，显示了作为大人的优越感和话语权。“小赤佬”就是指那时的我们，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上海孩子。由于我们时常调皮、捣蛋、闯祸、犯错，大人怒其不争，就斥骂我们为“小赤佬”。我们听得洋洋得意，尤其是男孩子，三五天不被骂，还要去讨骂，所以上海俚语中又一句骂人话也冲着我们而来―“贱（上海话中，这个字音同“席”）骨头”。 　　在生命的最初10年里，“小赤佬”和“贱骨头”们没有网络和DVD，没有天线宝宝和游戏手柄，甚至连看一下彩色电视机的画面都是一种奢侈梦想。所以，爱蹦爱跳爱闯祸的“小赤佬”们只好在狭而小的弄堂里追着一个小小的皮球奔跑。那时候，我们的思想绝对单纯，在弄堂里踢足球，我们只是要自己变得快乐。当然，如果有哪个少体校老师相中我们，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因为少体校的伙食要比一般的小学好许多）。 　　 　　书包放在地上就是球门 　　 　　极具上海特色的石库门，是一块块弄堂足球的热土。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上海的每一个石库门弄堂里，都可以看到你追我逐的孩子们在围着一个小小皮球扑腾。 　　那时候的弄堂，最多的是来来往往的行人，骑自行车的叔叔、提着菜篮子的阿姨、拄着拐杖的爷爷、挎着皮包的姑娘，还有就是坐在凳上摇着蒲扇的三姑六婆。这么多的人，都是弄堂里足球小将们的障碍。每一次传递，不但要防着恶狠狠扑过来的“对方球员”，还要提防不要碰到凶巴巴的“中立障碍物”，所以，在上海弄堂足球圈子里能扬名立万的人，大多都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楷模。他们可以把球盘带得就好像是粘在了脚上，而他们因此付出的代价就是被那些“中立障碍物”们劈头盖脸地臭骂：“小赤佬，侬再踢就砍忒侬的脚。”但凡这种臭骂声响起，估???是那些“中立障碍物”欲前行，却又无法判断“小赤佬”的球路，最后和“小赤佬”在弄堂边角地带激情碰撞以后。 　　弄堂里除了行人，就是随意停放的自行车，无处不在的桌椅板凳，还有成排堆放的煤饼和排队齐整的马桶（刷过的马桶）。这些显然是弄堂足球中最容易被“牺牲”掉的东西。每一次不成功的传球、每一次成功的破坏、每一次力量稍大的射门或者解围，都会不约而同地“招呼”到自行车、煤饼或者马桶们的身上。器物无声，它们也不知道痛，只有默默承受。但器物的主人，那些彪悍强硬的家庭主妇们一旦遭遇这样的无妄之灾，顿时会雷霆暴怒，就好像对着器物的每一脚都踹到了她们的腰上，蹬到了她们的心口。 　　 　　弄堂里最缺少的，就是让孩子们扑腾足球的空间。无时无刻不在流动的人群，和无时无刻不出现在眼前的煤饼马桶，将狭而长的石库门弄堂挤压得越发狭窄。在如今这个年代，人们普遍认为3对3是足球比赛的人数下限，其实在弄堂足球年代，2对2是最普遍的一种存在形式。如果弄堂面积过于狭小，那我们就像现在篮球架下的单挑一样，开始1对1对抗。 　　足球单挑其实是一种极其简单的弄堂足球存在形式。放学后，把肩膀上的书包扔在地上，一左一右，就是一个简单的球门，球门的宽度从来就是不固定的，从半米到两米，都有可能，具体要视各条不同弄堂的实际情况。一场弄堂里的足球单挑，大致总在重复着如下的场景：当甲方将球盘带起来以后，乙方则要想尽一切办法，去阻挠甲方的进球，这些阻挠大多都是通过手部动作完成的，拖、拉、拽、推，甚至拍打，如果实在无法遏制甲方的突破，乙方甚至不惜移动两个书报门柱，来缩小球门宽度。“赖皮”的结果，往往是两个单挑足球的孩子单挑起了“摔跤”，最后彼此打得眼泪鼻涕满脸，还指天发誓再也不和对方做朋友了。孩子的誓言往往是隔夜就忘，第二天，便又追打着去上学，放学后，又在弄堂里摆好书包做球门。 　　 　　暗自攀比谁被骂的多 　　 　　闯祸是男孩子的天性，更是弄堂足球永恒的主题。而因为闯祸而引发大人的怒骂声，就好像如今足球场边球迷的呐喊助威，气贯长虹，响彻云霄。由于被骂得次数多了，孩子们倒不以为然，还偷偷地各自记下被骂的次数，拿来炫耀自己是个标标准准的弄堂小霸王。这样的孩子暗合了一句经典的上海话―“老米米（意为不要脸，无廉耻）”。 　　弄堂里“老米米”的孩子数不胜数。大人的怒骂仿佛从不曾让这些闯祸的孩子长记性。我们照样很撒野地在弄堂里下着“野脚”。东家的玻璃，西家的马桶，南家的老奶奶，北家的漂亮姐姐，都成了脚法欠佳的牺牲品。 　　紧接着而来的，是一痛臭骂。骂人的话反反复复就是那么几句，和孩子们所做的坏事反反复复就这几样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那些顽劣的孩子索性记住了骂人话，大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