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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档案馆参与信息公开理论基础研究 　　摘 要：从学理的角度对《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颁布实施背景下高校档案馆参与信息公开业务的可行性作一阐释。从档案学的角度看，高校档案馆参与信息公开业务是档案信息价值的展现，是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认识回归；从教育学的角度看，它是高等教育公共性特征的必然要求；从法学的角度看，信息是一种权利形态,公民享有知情权,信息公开实为高校的一种责任和义务。 　　关键词：高校档案馆；信息公开；参与 　　中图分类号：TU24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9-0060-02 　　2010年9月1日起施行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是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进一步深入，是信息公开理念在高校的一种体现，对于档案界而言，由此也引发人们对高校档案馆能否参与高校信息公开业务的思考。高校范围内，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的规约下，对高校档案馆参与信息公开业务的质疑来自于法律基础、理论支撑、实践条件等多个方面，本文无意对高校档案馆参与信息公开业务的各种质疑作出阐释，旨在从学术理论的视角对其作一分析。高校档案馆参与信息公开的理论基础，可以在多学科视野之下加以探究：从档案学的角度看，它是档案信息价值的展现，是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认识回归；从教育学的角度看，它是高等教育公共性特征的必然要求；从法学的角度看，信息是一种权利形态,公民享有知情权,信息公开实为高校的一种责任和义务。 　　一、档案学基础：档案价值理论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 　　档案信息公开不仅是为了满足来自各个层面现实要求的被动性举措，从本质上讲更是档案自身价值实现的主动需要。档案是人类对凭证信息的合目的控制[1]，它作为一种行为方式所展现的凭证的结构和功能可以称之为“工具价值”，而作为一种实体对象所体现的凭证信息内容可以称之为“信息价值”。虽然档案产生的初衷是作为管理控制的工具，其工具价值的认同要先于信息价值产生，但是要想最大化实现档案自身价值，信息价值的展现同样不容忽视。从档案价值实现的“椭圆现象”[2]中我们也发现，偏颇工具价值与信息价值中的任何一方??都会拉大档案价值实现与档案价值本体之间的距离，导致档案价值实现程度变小。过分强调信息价值导致“失控”与过度关注工具价值形成“封闭”都是档案价值实现不能的极端状况。纵观我国档案发展的历史，在档案价值的运行轨迹上，还是能够明显感受到统治者对档案工具价值的眷恋。我国的档案文化里还是深藏着控制工具的色彩，流淌着“保密”、“封闭”的血液。从总体上而言，我国档案的两种价值远没有达到均衡的和谐状态，档案信息价值一直有待提高重视。参与高校信息公开，不仅是档案开放在另一个层面的续写，是由被动规定到主动参与的转变，更是档案价值实现的本质呼唤。高校档案的内容中，除了极小比例的内容因为密级的原因不能直接服务于高校信息公开外，绝大多数的高校档案完全可以在高校信息公开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文档分离管理体制，文件与档案不仅被当做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也被安排在两种不同的管理轨迹中运行。因此，档案机构对现行文件的介入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越界行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文件从其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是一个完整的运动过程；二是由于文件价值形态的变化，这一完整过程可划分为若干阶段；三是文件在每一阶段因其特定的价值形态而与服务对象、保存场所和管理形式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对应关系。 　　现实中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存在两个方面的误读。首先，是过分强调文件运行的阶段性特征以及不同阶段管理方式的差异，而忽略了文件运行的整体性特征，这也是文档分离局面形成的原因之一。其次，对于文件运行中价值形态变化的认识存在偏颇。关于文件运行中的价值表现，最为著名的当属谢伦伯格的“双重价值”理论，他认为文件运行中包含两种价值，一是具有对形成机关的原始价值；二是具有对其他机关和个人利用者的从属价值；在我国被对应的称为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谢伦伯格认为文件运行初期第一价值更为突出，随着文件的不断运行，第一价值会逐步衰退而第二价值会不断显现。我们的误读在于将文件运行中的外显价值当成了文件的唯一存在价值，将两种价值力量的博弈看做是有明显阶段的生死更替。实际上，文件两种价值在文件运行的整体过程中，表现为随着文件运行阶段的变化而发生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从而影响外在呈现价值的变化。文件经过归档变为档案后，并不代表其完全失去了在现实工作中的作用，高校档案完全可以在高校信息公开中体现自身的价值。所以，高校档案馆参与高校信息公开，是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回归，是对文件运行整体性特征的观照，是具有理论基础的可行行为。 　　二、教育学基础：高等教育的公共性特征 　　公共性一词被学界广泛关注是源于汉娜?阿伦特的《人的条件》、哈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