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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体制比较与启示 　　摘 要：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形成了以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自上而下的变迁为变迁强度类型、以从WTO法律体制进行制度移植为主要制度变迁方式、以渐进式（例如逐渐开放的政策）为制度变迁进度类型为特征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在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问题上形成外因引致的制度变迁和国内改革开放的内因引致的制度变迁为一体的制度变迁体制。本文从目前中国有关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的体制性问题入手，并借鉴美日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体制的经验，提出中国有必要建立起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协调的体制，并从机构设置和主体多元化等方面予以完善。 　　关键词：美日；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协调体制；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7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5-0098-05 　　 　　一、问题的提出 　　 　　政策作为政府对经济及其他问题调整作用的规划、命令、指令、决策、目标、指南等一系列调控手段，从宏观上甚至可以将法律等囊括其中，所以政策从根本上讲仍属于制度的范畴。体制是维护制度运行的总政策。在这一总政策的约束下，需要相应的政策去贯彻体制的要求。任何一项政策，都是在制度框架下，按照体制的目标要求，规定其内容、形式，然后加以执行、评估等。政策在影响相关资源的分配和流向时，遵循目的和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使体制更新，进而促进制度变迁。贸易政策则指关税和非关税政策措施体系，直接涉及国家对外贸活动经营管理体制、法律制度和行政干预三个方面的内容。[1]下河边淳和菅家茂主编的《现代日本经济事典》中认为，“产业政策是国家或政府为了实现某种经济和社会目的，以全产业为直接对象，通过对全产业的保护、扶植、调整和完善，积极或消极参与某个产业或企业的生产、营业、交易活动、以及直接或间接干预商品、服务、金融等的市场形成的市场机制政策的总称。”[2]可见，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从根本上也是属于制度的范畴，从而也离不开中国长期以来在体制上的改革、创新以及问题。Rodrik（2000年）指出，贸易政策改革至今为止对经济发展的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帮助了国内高质量的制度建设[3]。从WTO对中国贸易管理体制的变迁的影响方面看，中国贸易管理体制经历的是一个以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自上而下的变迁为变迁强度类型、以从WTO法律体制进行制度移植为主要制度变迁方式、以渐进式（例如逐渐开放的政策）为制度变迁进度类型为特征的制度变迁过程。在WTO影响下的贸易政策对产业政策的作用并不能单纯强调制度质量的好坏，因为制度质量的判断力量仍然在于对经济和社会的作用，所以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的根本决定力量仍然在于这种协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的积极意义等方面的作用。因此，对于中国在WTO框架下所进行的制度变迁过程除了看到其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还要看到其在实践中的负面作用，分析这一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中解决这些问题，如此才能体现制度变迁的价值。 　　1．贸易主体开放后的管理缺失影响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 　　入世前后中国进行了对贸易主体的开放性体制改革，这一改革使中国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投入到国际贸易活动中。以浙江省为例，2004 年1 月1 日到6 月30 日，浙江省取得进出口资格的企业增加了2 594 家，而从2004年7 月1 日到年底，又猛增了4 285 家。[4]据调查，目前国内600种主要消费品和300种生产资料中，供过于求的分别占71．7%和23%。其中鞋、自行车、电风扇、灯具、打火机、彩电等产品出口全球第一。中国产业政策的出台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或合理化的过程中，遇到中国在贸易主体体制放开后的这种特殊现象，往往会导致企业疯狂带动资源涌入某一领域，造成这一产业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出现企业规模普遍偏小、数量众多、质量不高、缺乏自主品牌并以价格竞争为主要竞争手段，结果更是造成中国出口企业拥堵、出口市场集中、供过于求的产能过剩现象。西方国家认为这破坏了相对平衡的国际市场秩序，从而引发贸易摩擦。2003年中国对原产于韩国、日本等国的铜版纸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并征收反倾销税。中国在这一案件中并没有在产业规模、产能以及有关产业竞争力等产业政策方面进行考察，及时调整贸易政策。结果，2006年底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铜版纸产品占美国该产品进口总量由2002年的48．3%上升到2005年的55．8%，结果被美国商务部采取反倾销措施，并被征收了从23．19%到99．65%不等的反倾销税。所以，贸易主体的开放虽然是中国贸易体制进一步自由化和市场化的表现，对企业参与贸易行为不做行政性的资格限制，并不是一味地放任企业自由发展，这样不仅会造成贸易秩序混乱招致贸易摩擦并采取贸易限制措施，而且会减损中国各项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使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