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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平等理想与现实 　　12岁的庭婷在5月30日那天，拿到了北京八一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在全家人为她欢欣鼓舞的同时，她远在陕西的表姐却正因为考入了一家非重点初中而闷闷不乐。 　　庭婷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小表姐。她不知道，从此她和小表姐人生会截然不同。在一个12岁孩子的心里，她不知道“教育改变命运”这个命题。 　　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使很多孩子输在了起点上。 　　5月25日，教育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希望能“遏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校际之间教育差距扩大的势头，逐步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让每一个孩子都健康快乐地成长。 　　“这是国家第一次将教育公平用这么正式的方式提出采，意义重大。”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丁刚认为。 　　 　　择校是谁的错 　　 　　庭婷上的八一中学住宿部是一所全日制完全中学。三年初中，给学校缴纳的费用是79500元。这几乎是她妈妈两年的全部薪水，庭婷的妈妈表示，为让女儿上个好初中，花多少钱启己都愿意，因为进了八一中学，再上重点高中几乎不成问题。 　　与北京相同，上海早就取消了重点初中，小学升初中也免试入学，但每年各初中都会暗自公布本校毕业生被重点高中录取的比例。原先是重点初中的学校，被录取比例就是会比非重点高不少。 　　“初中阶段的教育是一个潜在的瓶颈，初中教育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学生以后长期的教育。因为，义务教育的公平还关系到与非义务教育的衔接，所以初中的公平性就非常重要。”丁刚认为， 　　正因为意识到了初中教育的重要性，家长便都绞尽脑汁地将孩子往师资优良的初中里送。家长们花大价钱交纳择校费、在重点中学所在地买房子、迁户口，导致好学校附近的房价超出该地区平均水平，这些都已司空见惯。 　　北京师大附属中学学生李不言的妈妈知道这个文件后说，“这不可能实施的。差学校没人想去，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四中，二中，这样的学校，拿好几万块钱还要排队。” 　　“我们家孩子考初中比我当年考大学压力还大，他在家里学习和睡觉的时候，我们连电话都不敢接。后来他考上了平价的，就是不收费的那种。”她语调中充满了自豪和满足。” 　　就这样，家境富裕或是拥有其他社会资源的孩子向好学校集中，他们获得了比别人更好的受教育条件。虽然表面上大家都是就近入学，但是教育资源并没有实现公平的随机分配。 　　“择校问题的出现不是家长的错，而是政府资源分配时不合理、不均衡的做法造成的，”丁刚说，“在各个初中水平良莠不齐已是现实的情况下，一刀切地就近入学反而有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平。” 　　在这次教育部出台的《意见》中，“逐步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免试就近入学，不得举办或变相举办重点学校。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之风”是一个重点。 　　重点学校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原因。 　　设立重点学校可以提高培养人才的效率，所以在人才紧缺的新中国成立初期，诞生了一批国家倾力扶持的重点中学。改革开放初期，政府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加大了对一些学校的支持力度。办重点学校或变相地办重点学校，是基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状况。 　　“重点学校大多是在政策扶持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政策扶持实际上就是一种资源垄断，本身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所以，取消重点校的意义很大，义务教育作为整个社会的公共产品，在资源分配的问题上应该体现出公共性的要求，而公共性在原则上的体现就是要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教育政策法规所博士苏君阳说。 　　 　　取消重点初中的新问题 　　 　　“要淡化在义务教育的初中阶段所产生的不公，国家就要通过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形式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提高初中的整体质量。”丁刚说，“让这些重点高中和它们附属的初中脱钩，是现在可以做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 　　事实上，重点高中和初中部相脱离，早在上海已经开始实施。 　　在上海，很多重点中学的高中部和初中部脱钩后，初中部出现了分化：一种是变成公办初中，另一种是转制初中。与前者相比，后者的教师待遇较好，原先初中里留下的好老师也比较多。而前者因为数量相对较少且生源都来自电脑派位，所以二者间教学质量渐渐有了差距。 　　其中，一些公办初中与原重点学校脱钩后甚至没有老师留下。于是，他们干脆直接把牌子“卖”给别的学校来吸引生源，这就叫做“翻牌学校”。 　　“比如，从1998到1999年间，徐汇区原先的三所普通中学淮中中学、嘉善中学和茶陵中学分别翻牌为三所重点中学南洋模范中学、上海市第二中学和南洋中学的初中部，翻牌之后的师资基本来自原先的学校，性质是公立初中。”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校长告诉记者。 　　“徐汇区目前的公办初中里最好的是位育初中，因为它是由原先的位育初中部直接改过来的，保持了原有的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