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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与古文谱系嬗变 　　　[摘要]八股文和古文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概念。在八股文定型的过程中，明代台阁文人起着重要作用，而台阁体古文是继承唐宋古文而来的：正、嘉年间唐宋派强调“以古文为时文”，其目的在挑战台阁文人主导的古文和八股文：明末清初，八股文与古文的历史被人为地改写，台阁诸人的影响逐渐式微，归有光的作用被凸显出来。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八股文与古文谱系。八股文与古文相互渗透，形成了一种八股化的古文，对明清的文学以及文化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明清文学　八股文　古文　以古文为时文　八股化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4－0136－05 　　 　　八股文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中最为重要的文体，又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一种文体，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它就是封建、保守、愚昧和僵化的代名词。而古文就大为不同，提起古文，人们自然就会想起韩愈、欧阳修、苏东坡和归有光，想起《唐宋八大家文钞》和《古文观止》，觉得它是古代文学遗产的优：秀代表。古文与八股文，一好一坏，似乎是永远不搭界的。然而通过对文学史的考察，我们发觉两者并：不是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而是时有交集，甚至重合，由此构成了明清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特色。 　　 　　一、不一样的八股，不一样的古文 　　 　　一般认为，明代八股文是成化年间在李东阳、丘溶、吴宽、王鏊这些台阁文人的手中定型的。在八股文文体标准的形成过程中，丘溶等人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成化十一年丘溶担任会试副主考，八股大家王鏊正是此科的会元，所以有人说“明兴举业尔雅，自丘文庄公知贡举始。”晚明八股名家钱禧说：“论文者首成、弘，而当时前后典文者如徐时用(溥)、丘仲深(?)、吴原博(宽)、李宾之(东阳)、谢于乔(：迁)、王济之(鏊)、张廷祥(元祯)诸公，有厌古喜新、生心害政之忧。故其取士刊文，必以明经合传为主。所传诸程墨，凡理学题必平正通达，事实题必典则浑厚。明体达用，文质得中，彬彬称绝盛者，诸君子挽回之力也。”从此，纯雅通畅成为制义的典型风格，“成化、弘治文体”也就成为历来官方所推崇的经典制义文体。 　　就明代的古文而言，依然是台阁文人在主导。黄宗羲认为这些人就是明代的文统之所在，他说：“予谓有明之文统始于宋(濂)、方(孝孺)，东里(杨士奇)嗣之。东里之后，北归西涯(李东阳)，南归震泽(王鏊)、匏庵(吴宽)。”而这些台阁词臣大致是属于韩、欧以来的古文谱系，其文以典则正大为风尚，主要以欧阳修、苏轼和曾巩为师法对象。张慎言《何文毅公全集序》云：“当代名相之业，莫著于楚石首杨文定，值缔建之初，补天浴日，策勋亡两，于是文章尚宋庐陵氏，号台阁体，与世向风。其后权散而不收，学士大夫各挟其所长，奔命辞苑，至长沙李文正出，倡明其学，权复收于台阁。”这一段文字说明以台阁重臣而兼文坛领袖的杨溥、李东阳等人，论文是以韩、欧为宗的。至于吴宽的文章，王鏊评论说：“纡馀有欧之态，老成有韩之格”，表明他也是学宗韩欧的。而王鏊自己呢?霍韬序其文集云：“先生早学于苏。晚学于韩，折中于程朱”，也属于韩欧一系。这些台阁文人在正、嘉之前不但被视为古文正宗，也是八股文的奠基者，他们主导了成化以至正、嘉的古文和八股文的发展。 　　但这种局面在正、嘉之后开始受到挑战。唐宋派及归有光等人提出了“以古文为时文”的主张，这个主张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即台阁文人所写的八股文不够好，需要援引古文来改造。事实上，俞长城在康熙年间编选的《一百二十名家制义》中对成化时期制义大家吴宽、王鏊等人的八股文已经许以“古文”的评语了，也就是做到了“以古文为时文”。唐宋派之所以旧事重提，说明他们对“古文”的理解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古文”谱系。由此看来，唐宋派所提倡的“古文”是他们自己绍述的唐宋古文，决不是台阁文人所绍述的唐宋古文。李东阳、王鏊等人虽然也是师法韩欧的古文，但他们的古文确实与韩欧有着不同之处。韩欧为文强调与道合一。正如欧阳修所谓的“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东坡《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引)。而明代自宋濂以至吴宽、王鏊等台阁诸人皆崇尚博雅，道学气息不甚浓厚，与韩欧诸人不尽相同；他们绍述的唐宋古文在风格上偏重平易雍容之致，结果却流于肤廓空泛，进而影响及制艺。正是如此，才引起归有光等人的不满，试图重建他们认为已经失落的文统。他们采取的策略就是越过台阁诸人，以唐宋派直接上承唐宋八大家。这一策略在启、祯之后得到艾南英、吕留良等人的积极响应，影响日重，终于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台阁体的新文统。 　　但在唐宋派内部，对台阁文人的看法仍有分歧。在茅坤看来，作为有明一代制艺宗师的王鏊，其时文与古文已经融而为一了。茅坤认为：“妄谓举子业，今文也。然苟得其至，即谓之古文亦可也。世之为古文者必当本之六籍以求其至，而为举子业者，亦当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