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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审美新境界中唐赏石风尚 　　摘 要:文章旨在讨论中唐以来石头作为独立的艺术欣赏对象出现的风气之变,试图通过阐述中唐社会文化发展之变化,文化和艺术的互动影响,阐释石头作为中国文人的独特审美类型,在盛唐时期兼收并蓄、博大蕴深的新的审美观达到圆熟境界时,品评石头出现具象与抽象共赏的审美原则以及赏石与人格的对象化的新风尚。 　　关键词:艺术史;审美;中唐;艺术欣赏;赏石;人格;艺术精神;美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J120.9文献标识码:A 　　 　　自秦兼并六国,多元文化趋于统一。大汉帝国的建立,内地诸文化融合为汉文化,确立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审美取向。形成了在两千年来中华文化以汉文化为主轴的发展变化。自魏晋南北朝,北方少数民族交替入主中原,外来宗教和文化纷至沓来,南北朝文化在冲突中又有交融。经北周、隋、初唐,汉文化与各族文化、外来文化多次整合。至盛唐,兼收并蓄、博大蕴深的新的审美观达到圆熟的境界,而石头作为中国文人的独特审美类型,其审美成熟亦在此时。 　　 　　一、中唐文化之变 　　 　　通常的中国文化史或美术史,是将唐宋分为两个两个阶段,其实宋代艺术的发端并非出自本朝,而是源自中唐。变化的肇始乃是安史之乱。被誉为“黄金时代”的盛唐,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的时代。对内中华各族文化亲密交融,对外与西方文化频繁交流,这赋予盛唐艺术丰满、艳丽、圆熟、规整的风格。公元755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由盛及衰的转折点。 　　中唐时期,一批忧心唐王朝兴亡的士大夫,开始从各个方面对安史之乱的祸因进行反思。他们不仅从政治上剖析朝政的弊端;并且从文化上对盛唐的审美观进行反思。他们要改变盛唐圆熟、平和的艺术风貌,韩愈标榜“物不得其平则鸣”①的奇崛品格,韩愈学生皇甫?亦倡导出众之奇,言曰“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②柳宗元则旗帜鲜明地提出“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③白居易则推崇“粹灵之气”④,这集中表现在当时官任左拾遗的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的劝戒诗篇,其中“法曲-美列圣,正华声也”中,提出“愿求牙旷正华音,不令夷夏相交侵⑤”,不再推崇中唐以前鲜艳华丽的胡风,指出“虽质虽野,采而奖之”、“虽华虽丽,禁而绝之⑥”。 　　综观中唐文化之变,依笔者之见可分为二个发展阶段。最初阶段为安史之乱前后,在文体、书风、画法等方面都显示出求变的倾向。颜真卿是在当时文化的变革中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人物,在颜真卿的晚年书体中追求朴拙,一变初唐崇尚二王的书风。颜真卿与这次文化求变中的一些杰出人物都有密切往来,如以狂草出名的张旭、僧怀素等。时人对怀素狂怪怒张的书风颇有争议,但颜真卿却作《怀素上人草书歌序》,赞其“气概通疏,性灵豁畅”、“纵横不群,迅疾骇人”⑦。又有放逸多才的张志和,歌、词、书、画俱佳,著有《渔父》词,突破盛唐格律诗整齐体例,开创文人词之先河。他与颜真卿友好,张志和去世后,颜真卿为其撰写墓志,提到张志和作画时“须臾之间,千变万化”的狂放作风,同时人皎然也赞张作画“披缣洒墨称丽绝,能看出张志和已开创了类似泼墨的画法。陆羽也是颜真卿、张志和等人的文友,他撰写的《茶经》,提升了文人的生活品位。 　　中唐元和至会昌期间,俊才迭出,文风顿显变化,格律体的五七言诗限于框架,难以发展,韩愈和白居易的出现打破了沉闷的文坛,呈现了新的文风。 　　韩愈之险峻、白居易之流畅、刘禹锡之清新、孟郊之嶙峋、贾岛之奇僻,以不同的诗风,焕发出多姿的异彩。在此期间,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多人屡有作词,词体至此渐趋流行,新兴的传奇文学使得中国文学由抒情咏志走向言物叙事。大批士人通过科举或入幕进入上层,在宦海中竟逐颠簸,难测沉浮,往往在下野时,追求闲适的生活。白居易、刘禹锡、李德裕等人都写过闲适诗。 　　在绘画方面,中唐画家在墨法上作了大胆探索,王默及其师法的项容以水墨著称,王默(亦称王墨、王洽)画画时举止狂放,不受礼法约束,常趁醉即兴泼墨于绢素上,然后随其形状为山为石、为云为水,手抹笔扫,挣脱了盛唐流行的工笔重彩的樊篱。中唐美学观的变化也反映在画论中,朱景玄所著《唐朝名画录》中,在原先品评绘画的“神”、“妙”、“能”三品之外又设立了“逸”品,格外标榜不拘常法者。“得非常之体,符造化之功,不拘品格,自得其趣尔”⑧成为当时人的审美追求,中唐士大夫的赏石风气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应运而生。 　　 　　二、中唐士大夫的赏石风气 　　 　　中唐时期赏石风气的形成,是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的,早在西汉的宫苑中就有构石以像瀛洲、蓬莱、方丈三仙山,开创了以假山象征名山的风气。汉文帝之子梁孝王刘武所筑的兔园中,构建百灵山有肤寸石。西汉茂陵“富人”袁广汉在其私家园林中“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此时只是以石为构山的材料,在曹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