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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音乐作品社会价值及青年作曲家培养 　　以197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标志，经过两年多的调整、过渡，我国社会进入到一个现代化建设及经济、文化转型的新时期。近30年来，中国作曲家从“技术补课”，到根据自己文化身份和艺术理念的自主创新，形成今天现代音乐创作多元、多样发展的态势。我国现代音乐创作所取得的成果和作品显示出来的文化内涵及写作水平已今非昔比。但与此同时，围绕现代音乐创作问题，不同立场、不同认识的讨论和论争，一路走来并不平静。 　　在这近30年的前10多年时间内（大致从1978年到1992年前后），时有将现代音乐创作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联系在一道的批判声，曾一度将音乐创作问题提到“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②的政治高度。1991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随着新时期党的文艺方针的贯彻落实，及国家经济、文化、思想、法制建设的发展和完善，这种对艺术创作活动的政治批判逐渐降温。以1993年12月18日谭盾交响作品音乐会在上海举行为一个标志（这是谭盾赴美国留学七年多后首次回国举行的个人作品音乐会，曲目为：《乐队剧场Ⅰ》《乐队剧场Ⅱ：Re》《道极》《死与火――与保罗?克利的对话》），现代音乐创作进入到一个相对宽松、平稳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从国家思想文化建设的高度出发，倡导作家、艺术家写“主旋律”作品，向文艺工作者提出“三贴近”的要求和指示。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对作曲家的创作活动有任何限定，确实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③这种宽松、良好的创作环境，在我国当代音乐的创作历史上，特别值得庆幸！ 　　不过，在音乐家内部，由于立场、视角、观念等差异，对现代音乐创作的题材、风格、形式及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问题，存在不同的认识。不同观点的陈述，既有学术性探讨，也有激烈的论争，不时溅起引发人们思考的火花。较重要的有以下三场论辩： 　　1. 自1995年始，指挥家卞祖善对谭盾作品的公开批评，这种批评在2001年10月27日由于“面对面”而达到高点。这一过程中也有对卞的观点提出的反批评。 　　2. 2004年作曲家王西麟对包括郭文景、陈其钢在内的“第五代作曲家”的作品题材和创作倾向提出批评，作曲家郭文景著文回应。 　　3. 2003年至今围绕建立“新世纪中华乐派”的主张，“四人谈”作者（赵宋光、金湘、乔建中、谢嘉幸）的基本观点受到旅居海外的作曲家储望华及其他音乐家的质疑，并引起讨论。 　　这些由现代音乐创作引起的讨论和论争，作为创作实践的伴随，释放出音乐家理性思辨的能量。论争各方所持的观点，客观地说，都有其合理的成分，对我国现代音乐创作的发展及作曲家的自我调节有积极意义。不过，上述这些问题，至少现阶段（或者今后一段时期）是没有结论的。事实上，迄今为止，上述三场论辩的双方，谁也不能说服谁。 　　与创作问题论争纷杂的观点和激烈的情绪并行的，是人们对中国现代音乐有限生存空间的深深忧虑。尽管创作环境相对宽松、自由，尽管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艺术团体和音乐学院等单位，这些年主办了不少的“现代音乐节”，尽管许多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在世界各地频频上演和获得奖项及好评，但是，对中国现代音乐作品在国内的社会影响力，却不能作出乐观的、令人欣慰的评价。 　　客观的现实是，近年来中国现代音乐缺少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作品。好作品不是没有，而是与我们所拥有的如此丰富的创作资源相比较，优秀作品不多，有一定社会影响力（不敢期望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的作品更少。在音乐创作的历史性跨越、现代音乐作品的文化意义及作曲家的精神文化创造活动应得到充分肯定的同时，作为艺术品的社会价值，尚未能充分显现。经过近30年的实践和积累，中国现代音乐在社会音乐生活中的影响面，没有明显的扩展。从社会文化的全局来看，这种影响力，甚至可以说仍然是微乎其微的。除部分专业音乐工作者外，人们对现代音乐依然普遍感到陌生和隔膜。 　　当然，现代音乐在社会文化中的这种境遇，并不是中国所独有。以亚洲文化圈层为例，问题同样存在。2000年夏，我全程参加了在日本横滨举行的第21届“亚洲音乐周”。组委会实行委员长、日本作曲家协议会副主席松下功先生在筹备过程中花了很大力气，努力想办好这两年一度的亚洲音乐盛会。他从自己作曲家的身份及“亚洲作曲家联盟”的宗旨出发，非常注重亚洲作曲家现代音乐新作品的推展，将现代音乐作品的演奏和宣传评介，放在“音乐周”最重要的位置。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泰国、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地区的作曲家均有作品演出（有我国作曲家罗忠?、朱践耳、杨立青、贾达群、何训田及旅居海外的于京君、陈晓勇、温德青等人的作品）。但是十分遗憾，绝大多数现代音乐新作，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