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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松江地区董其昌笔法传承 　　 董其昌是有明一代最为著名的书家之一。《明史》记述董其昌书法时曾说：“其昌天才俊逸，少负重名。初，华亭自沈度、沈粲以后，南安知府张弼、詹事陆深、布政莫如忠及子是龙皆以善书称。其昌后出，超越诸家。始以宋米芾为宗，后自成一家，名闻外国。”董其昌以其非凡的书法造诣，在明末产生重要的影响。到了清代，因为康熙皇帝的喜好，董其昌书法的影响日见其盛。作为松江地区的书家，董其昌的书法对松江地区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和深刻。松江地区书家学习董其昌书法蔚然成为风气，这些学习董其昌书风的书家群体中，沈荃、王鸿绪、张照最为著名。梁?《评书帖》云：“董公其昌传执笔法于其邑沈公荃，荃传王公鸿绪，鸿绪传张公照，照传何公国宗，国宗传白下梅君?。予学书三十岁，后始缘?得其传。”沈荃、王鸿绪、张照均为松江人，他们构成了清代初期松江地区的董其昌笔法传承的主线。 　　 　　 一、董其昌与沈荃 　　 　　 从沈荃传世的作品风格和文献中对沈荃的书法评价看，沈荃学书于董其昌并得董氏笔法没有疑问。梁?说董其昌亲传执笔法给沈荃，孙在丰在《掌詹少宗伯沈文恪公家传》中也说：“同邑董宗伯其昌以善于书画为季明艺林之冠，而公生其乡，且亲承其教。” 　　 我们知道，董其昌生于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卒于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沈荃生于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如果沈荃得董其昌亲传笔法，也只能是在崇祯九年之前的几年间。董其昌曾经在天启六年至崇祯三年和崇祯七年至崇祯九年两段时间居松江。 　　 就书法学习而言，作为沈粲的后人，家学渊源，沈荃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书法十分正常。但问题是，即便沈荃此时学书，四五岁的年龄能否拜在董其昌门下，董其昌能否会对很小的沈荃传授执笔法，很值得怀疑。因而可知沈荃在天启六年至崇祯三年间去向官为礼部尚书的董其昌请教书法的可能性并不很大。 　　 崇祯七年到崇祯九年，沈荃在11岁到13岁间。按照年龄来看，这个时候的沈荃对书法应该有一定的体悟，不能排除沈荃在家人长辈的引领下去拜访董其昌的可能。但有两个事例让又我们确信沈荃并未得董其昌亲传笔法。 　　 其一，王熙在《通奉大夫日讲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加礼部侍郎谥文恪沈公荃墓志铭》中论及沈荃的书法时说：“公书法最工……晚年于米海岳董文敏至深。”王熙为沈荃同时代的人，对其行状应该有很清晰的了解。如果沈荃在年少时就得董其昌亲授执笔法，王熙应该在沈荃墓志铭中指出，而不是说沈荃晚年对董其昌用功至深。 　　 其二，松江书家沈楫系沈度八世孙，与沈荃同族，其书法亦多得于董其昌。沈楫论董其昌书云：“余尝受知于董文敏公，虽未得亲承函丈，而入微之语，流溢听闻。……”沈楫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大沈荃9岁。大沈荃9岁的沈楫虽然“受知于董文敏公”，却没有机会亲得其授，而是由“流溢听闻”得来的。沈楫尚如此，小沈楫9岁的沈荃更无机会得董其昌亲授执笔法。 　　 我们认为，沈荃虽然未得董其昌亲传笔法，但他还是深入学习了董其昌的书法，对于董其昌书法也有自己深刻的认识。沈荃在跋《董其昌临诸家帖》中说：“诸名家书皆尽态极妍，至思翁遂不觉有观止之叹。总缘天骨秀逸，造诣深至如大士化身，无不具神明之观也。”沈荃对董其昌书法妍美的评价是客观的，而随之论董氏书法“天骨秀逸”臻“神明之观”之语，系对董其昌的书法认识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又如：“文敏此卷媚秀圆美，深得棉里裹针之妙。所见虽多，无有逾此者。”媚秀与妍美的内涵是一致的，而“棉里裹针”之论，是在强调董其昌书法秀媚之外能得骨质。 　　 擅董其昌书法的沈荃得到了康熙帝的欣赏与推重。《松江府志》记曰：“荃以书名海内，被圣祖仁皇帝特达之遇，殿庭屏障以及御座箴铭皆属荃书。圣祖尝召入内殿赐坐，论古今书法。凡制碑版及殿廷屏障、御座箴铭，辄命荃书之。……使内侍传谕安溪李公曰：‘朕初学书，宗敬之父荃实侍，屡指陈得失，至今每作书，未尝不思荃之勤也。’”能于内殿与康熙论书，并指陈康熙书法得失，可见康熙与沈荃二人的关系。关于康熙尊重沈荃事，王熙《通奉大夫日讲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加礼部侍郎谥文恪沈公荃墓志铭》记曰：“尝于御前临米海岳帖，上见其笔秃，取凤管一亲吮毫以授。公尝小疾，遣内侍至京邸问，及入见亲问安否。赐以酒，公微醉，命内侍扶之出，其宠眷如此。” 　　 沈荃学习董其昌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更多的只是貌似董书，其书法过于温厚圆钝，虽得秀雅，但因少空灵而乏神采。诚如杨宾于《大瓢偶笔》中说：“沈绎堂学董而无气韵。” 　　 　　 二、沈荃与王鸿绪 　　 　　 从沈荃的经历看，自顺治九年中进士开始至康熙元年，沈荃一直在外任官。康熙元年至六年，沈荃丁忧在家，此后沈荃又在外任官。康熙十年到康熙二十三年，沈荃在南书房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