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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论互联网之于公共领域意义 　　 摘 要：互联网对民主和公共领域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谁在使用、为何使用、怎样使用。网络媒介在公共领域建构中具有突出的技术优势，但也难以摆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状的影响。不仅如此，由于技术与社会的动态变迁，网络时代的公共领域亟需理论和概念的重构，相关研究范式也应转换。 　　 关键词：互联网；公共领域；技术决定论；社会决定论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5-0051-04 　　 　　 有关网络媒介与公共领域建构的关系，最早于2003年前后引起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2005年才出现网络公共领域的概念。学者们对网络公共领域的前景存在争议，乐观主义者将网络看成是公共领域复兴的希望所在，悲观主义者根本否定网络之于民主政治的进步意义，多数研究者则持折中立场，既强调其技术优势，也承认其在中国情境下面临的挑战，有人将网络公共空间称为“半公共领域”。[1] 　　 网络公共领域研究属于网络民主政治研究的范畴，网络公共领域本身就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平台，网络作为一种尚在发展中的新技术，其在公共领域建构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最终涉及新媒体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为此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长期以来争论不休。本文力图超越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的局限，就网络在公共领域建构中的角色作出新的解释。 　　 一、有关互联网之于民主和公共领域的争议 　　 根据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和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的看法，技术决定论是指“技术发展是内生动力的唯一结果而不被其它因素所影响，塑造社会来适应技术模式”，[2]其基本理念是技术是自主的，技术变迁导致社会变迁。与此相反，社会决定论认为不是新媒体技术决定社会发展，而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使用者决定新媒体的兴衰及影响的大小，认为技术是没有政治性的，重要的是催生技术的社会力量：权力、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个体和社会制度等。 　　 在新闻传播领域，英尼斯（Harold Innis）开创的“多伦多学派”（Toronto School of Communication）是“传播技术决定论”的代表，无论是英尼斯的“时间和空间决???论”，还是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即讯息论”，或者Gouldner的“媒介崛起与意识形态衰落论”，都强调了媒介技术对社会现实的决定性意义。不过，技术决定论常被批判为过于幼稚，而其理论的合理成分也被忽视。笔者以为，新技术之于社会变迁的意义，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国显得弥足珍贵。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关于技术和社会哪个重要的问题实际是个伪问题，两者都采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忽视技术与社会本处于同一个共同体中，且都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之中。温纳认为，技术自主性只是相对的，技术并非社会变迁的唯一要素，他既看到技术本质中的自主性，又看到技术在具体实践中的社会性，认为我们不可能完全掌控技术的长线逻辑发展道路，但是可以适当微调，以减少负面作用。温纳的技术哲学实际上超越了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查德威克因此将其视为技术与社会之外的第三种理论的代表，即技术具有政治属性，同时在政治背景中发挥其功用。[3]24 　　 针对互联网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信息社会”理论可以视为传播技术决定论在互联网时代的代表，其核心观点是认为新技术的出现将促进个体权力的实现和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特别是将促进社会权力的重新分配及“草根民主”的实现；社会决定论则认为，网络新技术与之前的报刊、电子媒体没有实质的差异，通过考察先前存在的社会权力结构和政治变迁就可以预见其社会影响，因此新媒体的政治价值与传统媒体并无二致。显然，两种观点都过于极端，采用温纳的技术哲学思想来解释，互联网的确具有突出的技术优势和与生俱来的民主潜能，但这种潜能的发挥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必然要受到后者的制约，因此，探讨网络新技术的民主意义必须区分不同的社会背景、制度和应用领域，无法得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查德威克认为，互联网政治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其特征是充满不确定性以及悖论，我们有时会高估它，有时也会低估它，在现阶段得出任何绝对的结论都是不明智的。[3]443 　　 互联网对民主政治的影响，取决于谁在使用、为何使用、怎样使用。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Wilburlang Schramm）认为，媒介的影响不是单纯的“媒介的影响”，而是“生活在一定环境中的人对媒介使用的结果”。而目前我国有关网络民主政治的研究，大多数论文集中在讨论新媒体技术的力量、对新媒体使用的管制、相关法律和政策等上，较少讨论人的使用。[4]作为互联网民主政治功能的一种，网络媒介在公共领域建构中的意义也应结合特定的政治和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