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七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docVIP

共产国际七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 　　[摘 要]共产国际七大适时、果断地作出了重大决策，改变共产国际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倡导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决策，及时有效地指导了各国共产党策略上的转变；要求各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共产国际指示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国化、民族化、大众化，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提供了直接的政策依据、组织基础和思想来源。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产国际七大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2)05-0025 　　 　　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共产国际七大适时、果断地作出了重大决策，改变过去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指示、绝对集中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要求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决策，把马克思主义、共产国际指示和俄国经验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国化、民族化、大众化，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创造了一系列重要条件。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客观公允地评价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功过是非，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一、共产国际七大的召开及其作出的重大决策 　　共产国际七大于1935年7月25日至8月21日（一说8月20日）在莫斯科召开，作出了两项重大决策：一是放弃以往对社会民主党等关门主义即“下层统一战线”策略，采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二是改变共产国际的领导方式、工作方式和活动方式，放松对各国共产党的严格控制，一般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宜，要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帮助各国共产党去正确利用本身的经验以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可是不要机械地把一国的经验搬到别国去，不要用呆板格式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1]。 　　事实上，共产国际七大前后，共产国际出台的一系列文件和决议已经强调了共产国际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转变的思想。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根据紧急的时局任务和各国不同国情等特点，分别在1934年7月给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七大报告纲要讨论委员会的信、10月给联共（布）中央的信、1935年8月为共产国际七大所做结论和所致闭幕词等中，提出了改变共产国际过去的领导方式的策略主张。综合季米特洛夫的有关建议、报告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活动的决议》等文献内容，可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共产国际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转变的思想，归结为下述五方面： 　　第一，由共产国际集中统一领导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活动方式必须改变。因为至1934年上半年，共产国际已有65个支部，这些支部处于完全不同的条件之下，要莫斯科对所有这些支部“就一切问题实行领导”是不可能的。 　　第二，共产国际要转移工作重点，即“把活动重点转移到制定世界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策略路线”上来，而“将日常领导集中于各国支部本身”。在决定任何问题时，都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而且一般要避免直接干涉各党内部组织事务。 　　第三，共产国际“要避免机械地把一个国家的经验套用到另一个国家”，“就是苏联共产党的工作形式和方法，也不可以机械模仿，因袭抄写”。要帮助各国党学会把共产国际的路线“灵活地和具体地应用到每个国家的特别环境中去”，毫不留情地反对“说空话，拘守成规，咬文嚼字以及教条主义等等”恶习。 　　第四，各国党要“善于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问题的武器”，学会把马列主义的方法应用到各国的“具体环境中去，应用到具体条件中去”，“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季米特洛夫特别强调：“列宁曾经再三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那种给一切情况、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一个万应的药方”的观点，“等于愚昧无知”，“必须研究的，并不是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列宁主义的生动的革命精神”。[2] 　　第五，有系统地帮助造就和教育各国共产党的干部及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使各国党当着形势急剧转变时，能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共产国际有关决议精神，迅速地和独立自主地进行决策，解决政治任务和策略任务 [3] 。 　　共产国际七大的圆满召开以及以上重要决策的出台不仅大大推进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进程，而且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提供了直接的政策依据和制度支持。对此，周恩来作过深刻论述：“一九三五年七八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斯大林更多地注意国内问题，共产国际由季米特洛夫领导。当时通过了一个决议，说国际执委会要把工作重心转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去，一般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当时，共产国际搞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中国搞抗日民族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