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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斗争 决绝宣示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25X(2012)02-0034-03 　　摘要：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局部区域执政地位后反腐倡廉建设的第一次可贵探索，是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开展的，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与消极腐败现象坚决斗争的决心，宣示了与消极腐败现象水火不容的态度。回眸这段历史，经历了发动、深入和高潮三个阶段，形成了态度坚决，对消极腐败现象决不姑息；注重教育，在思想上提高防腐反腐能力；建章立规，严厉惩处以杜绝腐败犯罪；发动群众，把检察部门的工作同群众的检举揭发有机统一起来；强化监督，加强对权力的约束等反腐败斗争的基本经验。认真总结和吸取其基本经验和教训，对于坚定反腐倡廉的信心和决心，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反腐倡廉；中央苏区；历史回眸；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武装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历来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早在创建革命根据地之初，即在中央苏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斗争，表达了与消极腐败现象坚决斗争的决心，宣示了与消极腐败现象水火不容的态度。回眸这段历史，总结其基本经验，对于坚定反腐倡廉的信心和决心，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1 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的历史回眸 　　 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从1932年2月开始，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历时两年多，是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局部区域执政地位后反腐倡廉建设的第一次可贵探索。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央苏区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工作人员，抱着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愿望，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不断推进苏区的政治、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的发展，并形成了为苏区群众所称道的“自带饭包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的好作风。但是由于剥削阶级旧势力、旧习惯、旧思想的影响，加上红色政权初建各项制度、法规不健全，中央苏区曾一度出现较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有的政府工作人员“随便可以乱用、隐???存款、吞没公款，对所没收来的东西（如金器物品等）随便据为己有。” “各级政府浪费的情形实可惊人，一乡每月可用至数百元，一区可用数千，一县甚至用万元以上。”[1]（P577）有的干部衙门习气浓厚，“不深刻了解下级实情，不迅速的解决群众切身问题，不经常检阅下级工作，不给以具体指示，而颁布许多空洞的文件，或用脱离群众的强迫命令方式。”[1]（P282）有的干部以权谋私，生活腐化，带金戒指、金手表，吃饭“要吃洋参炖鸡子”[2]。雩都县城3个区苏维埃主席和6个部长甚至利欲熏心，合伙挪用公款做谷米出口、食盐进口的投机买卖，大赚利润，中饱私囊[3]。腐败的产生和蔓延，不仅加剧了处于国民党反动派封锁“围剿”中的中央苏区的经济困难，直接影响革命战争的发展；而且严重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危害红色政权的生存。鉴于这种形势的严峻，中国共产党和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坚决果断地刹住这股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歪风邪气，在中央苏区开展一场以“反对贪污浪费现象，反对官僚主义领导”为主要内容的反腐败斗争[4]。 　　 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分为三个阶段： 　　 1.1 第一阶段，即1932年2月至11月为发动阶段。1932年2月17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帮助红军发展战争实行节省经济运动》的第3号通令，严正指出“过去各地方政府和群众团体的随意乱用和许多浪费，是苏维埃政权下绝对不允许的”，要求各级政府立即动员群众开展节俭运动，减少各种浪费，以帮助红军和革命战争的发展；3月2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切实执行工作检查》及《政府工作人员要加紧学习》两个命令，提出反对因循敷衍、消极怠工等官僚习气问题；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副主席项英在《红色中华》上发表题为《反对浪费，严惩贪污》的署名文章，严厉谴责“这个时候，谁要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上是破坏革命战争。至于吞没公款、营私舞弊等贪污行为，简直是反革命”，号召工农群众检举揭发，“把各级政府中的贪污分子驱除出苏维埃”。由此，揭开了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的序幕。[5] 　　 1.2 第二阶段，即1932年12月至1933年12月为深入阶段。1932年12月1日，中央工农检查部发布《关于检查苏维埃政权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问题》的第2号训令，以“来一个大大的检举运动”号召，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1933年2月，福建省宁华县雇工工会组织部部长谢浪金贪污光洋30余元、福建省军区特务营副政委黄裕湖与大队长黄士辉合伙贪污擦枪费和没收来的物资两案被查出。两案经《红色中华》曝光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临时中央政府临时最高法院于3月17日在宁华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