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3个月不同安置社区中轻度受灾者创伤后应激症状和抑郁症状.docVIP

震后3个月不同安置社区中轻度受灾者创伤后应激症状和抑郁症状 　　【摘 要】 目的:比较汶川地震后不同安置社区中受灾群众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和抑郁症状的差异及相关因素。方法:对四川彭州市新兴镇两个聚居点的全部居民约2000人进行了普查,抽取其中信息完整的轻度受灾群众209人,其中原址安置居民100人,迁址安置居民109人。采用自编灾后基本情况调查问卷、事件冲击量表修订版(Impact of Event Scale-Revised,IES-R)、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urvey Depression Scale,CES-D)测量围创伤期变量、PTSD症状和抑郁症状。结果:迁址安置组IES-R得分和CES-D得分均高于原址安置的受试[(37.21±15.12)vs.(32.82±14.96),P=0.036; (22.49±8.95)vs.(19.52±8.86),P=0.017];在不同组受试的回归分析中,震后人际关系变化对PTSD症状在迁址组中有负向的预测作用,而在原址组中预测作用为正[(β=-0.277)vs.(β=0.176)];财物损失对PTSD症状在迁址组中没有显著预测作用,但在原址组中亦有负性预测作用[(未进入方程)vs.(β=-0.326)]。结论:不同的安置方式会对创伤后应激症状和抑郁症状造成影响,迁址安置的群众在PTSD和抑郁症状上都更为明显。 　　【关键词】 创伤后应激症状;抑郁症状;安置方式;人际关系;问卷调查 　　中图分类号: R749.5,B845.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10)009-0652-05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0.09.003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和抑郁都是重大灾难后最常见的精神症状[1]。即使在灾难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后,这些症状仍有可能留存和复发[2]。在经历过“9#8226;11”袭击的纽约市民当中,一年后的生活压力对精神症状的维持仍然有非常重要的预测作用[3]。据此考虑汶川地震后的心理卫生干预工作,除了在震后一段时间的心理急救十分必要之外,长期对受灾群众日常生活的关注也不可或缺。 　　在对受灾群众的安置处理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安置方式:原址安置和迁址安置。不同的安置方式会对群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不同的影响[4]。对地震以前集中居住的群众,在他们原来的住址修建新的安置社区,可以较好地延续地震前的人际关系和生活节奏;相反,对地震以前分散居住的群众,聚居到新的安置社区,由???改变了原先的生活环境,改组了人际关系,会成为新的生活应激来源[3]。所以,推测在灾难过去一段时间之后,不同安置社区中的居民在其症状严重程度及预测因素上,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本研究对不同安置区居民的症状严重程度及预测因素进行探讨,考察其对地震受灾民众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08年8月下旬至9月初(即地震3个月之后),在四川省彭州市新兴镇(为国家定级的极重灾区),对其中两个聚居点的全部居民约2000人进行了普查。接受调查者均为地震亲历者,并在地震中失去了自家住宅。抽取信息完整、在地震中没有身体损伤、没有任何亲友伤亡者(即轻度受灾者)209人。其中原址安置居民100人,男54人,女46人,年龄14~84岁,平均(43.9± 16.2)岁;迁址安置居民109人,男52人,女57人,年龄14~82岁,平均(42.0±17.1)岁。两组性别比例、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s0.05)。两个安置社区相距5公里,受灾前状况和受灾程度基本可认为等同。 　　1.2 工具 　　1.2.1 自编灾后基本情况调查问卷 　　包括一般社会人口学资料以及围创伤期变量,围创伤期变量包括客观情况(例如,地震中是否受伤、被掩埋;亲属的伤亡情况;房屋财产损失)和主观心理感受(例如,人际关系的改变,对情绪的影响,生活目标的转变)。其中人际关系改变包括4个题目(和亲人的关系,和朋友的关系,和邻居同事的关系,交往对象的数目增减。4个题目的一致性系数为0.91,得分越高表示人际关系变得越疏远),对情绪的影响和生活目标改变各1个题目(得分越高表示改变越负性)。房屋财产损失情况和主观心理感受均采用5点计分,1为“完全没有”,5为“非常严重”。 　　1.2.2 事件冲击量表修订版(Impact of Event Scale-Revised,IES-R)[5] 　　用自我报告的方式考察个体在具体创伤事件之后的症状表现,本文用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