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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意义个体性探求 　　阮籍是正始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和哲学家，在以往对阮籍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背道而驰的观点。笔者认为，此种情形是没有深入到阮籍思想之根本而造成的。本文从存在主义的“边缘”性处境出发，深入探寻阮籍生存状况之内里，深刻挖掘阮籍生命意识之内核，以期从一个更根本的关乎人生存状态的视域来剖析其矛盾的思想性格及行为表现。 　　阮籍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卒于魏陈留王景元四年（263年）。在短短半个世纪里，政权更迭就有七次之多，快速的政权更迭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伴随其政权更迭的是一系列杀戮事件和“死亡”事实，而且阮籍亲自目睹了司马氏诛杀异己的残酷行径，如对何晏、夏侯玄、桓范等名士动辄夷三族，刺杀高贵乡公曹髦，以及对嵇康、吕安的屠杀等等，这些血淋淋的屠杀场面极大地震怵了阮籍，从而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与从小教育所熏陶的理想迥然不同的处境，以往的规范和秩序、价值尺度与意义标准突然在这现实面前完全失去了阐释和判断的力量。这就是阮籍所处的现实生存环境，即“边缘”性处境。 　　阮籍“本有济世志”，认为“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这种英雄主义理想在《咏怀诗》中一次次自陈： 　　壮士何?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 　　第一首诗塑造了一位慷慨赴死的英雄形象，壮士将生死置之度外效命沙场，所求的是忠义之美名，以期垂名后世而超越有限生命实体获得精神生命的永存。后一首抒写了一位武艺高强意欲为报国而献身疆场的豪杰之士，这是阮籍为事业而献身的榜样。《晋书》本传载，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颇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同时，阮籍还渴望立德以影响他人和社会，如在《咏怀诗》（其十五）中回忆道：“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他不但好学《尚书》、《诗经》，而且以孔子的高足因德行而著称的颜回和闵损相期许。 　　随着人生阅历的渐长和现实环境的日益残酷，“死亡”事实一次次闯??阮籍的生活中，从而突然发现以前所依据的意义模式完全无法解答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且显得如此的背离和可笑，阮籍被抛入了一种可怕的“边缘”性处境，且时时面临生命之危。《咏怀诗》中也有不少作品暗示了现实处境的残酷和丑恶，从不同角度表现出阮籍身处其中的苦闷和焦虑：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 　　开首二句一般认为是借战国时魏都大梁而隐喻诗人对曹魏政权的关心和担忧。从“绿水扬洪波”以下六句，大多认为是指司马师废齐王芳这一历史事件。“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表明了司马师废齐王芳之举对当时士人及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影响，诗人身怀深广的忧愤，只能以诗歌来不断咏叹之：“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这种“边缘”性处境使阮籍对其原来的社会价值体系和秩序规范产生了怀疑、否定，随之觌面的是人生意义迷失的危机，也是价值判断的危机。诗人不得不立足现实生存处境，直面生命本身，以一种深远的历史时空感进行着悲情的哲学反思，以便重新认识自己和自身的处境：一是对原有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观的怀疑、否定，认为生命的价值不再是外在的伦理道德、建功立业，而是在于生命本身，即个体的生命存在成为了其意义存在的基础和前提。换言之，阮籍所否定的锋芒不是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而是透过人和事，指向一种虚假的现实意义，一种虚妄的价值体系，人的一种非“本真”的存在状态。如在《咏怀诗》中阮籍对早年怀有的立德、立功思想进行了否定：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 　　阮籍在这里以一种流变的观念来反观自身的价值观念：作为个体的人在时间之流中最终是要归于死亡的，“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那么人死后，其伴随个体的“荣名”又安之何处呢？正如俗语所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阮籍从自我的当下处境出发探求，认识到原来设立价值判断主体的儒家以群体价值遮蔽了个体生存的价值，漠视了个体血肉之躯是群体价值构建的根本，“李牧功而身死，伯宗忠而世绝，进求利以丧身，营爵赏而家灭”，从而否定了遵循儒家名教而获得“荣名”的永恒价值观念，自我嘲笑其圣贤理想是如此的虚幻，“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因而“宠耀焉足崇”，只有“保身”才是最根本的存在方式。 　　在此基础上，阮籍对儒家奉行的礼法纲纪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对虚伪的礼法之士也予以嘲讽：“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