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典型人物报道演进.docVIP

报纸典型人物报道演进 　　典型报道作为报纸的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报道样式(也常为其他媒介所采用)，30年来在报业改革进程中与整个报业一样发生了很大变化。本文拟对报纸的典型报道进行分阶段考察，文中所涉典型报道系人物报道，且均指正面人物报道。 　　 　　报纸典型人物报道的三个阶段 　　 　　笔者认为，在报业改革进程中报纸的典型报道，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前(1978―1992) 　　1978年12月，中共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会议。会议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改革开放初期的典型报道体现了拨乱反正的特色。1979年问世的题为《要为真理而斗争――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殊死斗争的事迹》的典型报道，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拨乱反正工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随着拨乱反正所带来的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作出卓著贡献的优秀知识分子开始成为典型报道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初期，典型报道《罗健夫――一心奉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为中华崛起而献身的光辉榜样一一记中年光学专家蒋筑英》等相继刊发，这是对建国后长时间内视知识分子为改造对象的思想逻辑的反拨。罗健夫和蒋筑英成为人们称颂和学习的榜样，这是知识分子的幸事，也是典型报道的幸事，充分体现了拨乱反正的思想成果，表明典型报道已逐渐走上正轨。毋庸讳言，此类典型报道中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概念化倾向。 　　1983年刊发的通讯《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的意义，不仅在于报道了中国的保尔并向人们传递了宝贵的精神力量，而且在于为典型报道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该作品没有一味地报道张海迪精神世界中的光明面，而是在展示她性格中坚强过人的方面的同时，也展示了她曾经有过的软弱、消极、迷茫和痛苦，它的真实性和感染力是毋庸置疑的。1984年，《人民日报》刊登通讯《三连冠》，赞扬中国女子排球队的精神(后被称为“女排精神”)；几乎是与此同时，企业家步鑫生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典型。1986年，媒体推出了关于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典型报道。这是以罗健夫、蒋筑英为代表的优秀知识分子一脉的延伸；而同年将农民企业家鲁冠球、翌年将企业家马胜利作为典型报道的对象，则意味着企业家、改革者开始在典型报道中占据一席之地。随着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和改革的逐渐深入，典型报道的对象，已从只容没有争议的、充满政治色彩的革命者(领导者或劳动者)，逐渐发展到兼容有争议的企业家和改革者。 　　1966年，穆青、冯健、周原采写的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20多年后，还是上述三位作者，又采写了通讯《人民呼唤焦裕禄》。后文较之前文，突出地表现了反腐倡廉、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主题。 　　《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通讯《勋章背面的未了情一记黄河水利委员会绥德水保站总工程师徐乃民》，是这一阶段典型报道中的另辟蹊径之作。它将先进人物的非凡业绩推到背景上，而将其“未了情”置于作品的中心位置，在事业的成功与欠情而未了的矛盾中凸显先进人物的精神境界和人格力量。与典型报道的惯常做法相背离，使它别具特色，从而给其他典型报道以诸多启示。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1)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此阶段典型报道在报道对象的选择方面，已不限于工人、农民、军人和党政领导干部，企业家、改革者、优秀知识分子等也被列为报道对象，反映出社会的进步和新闻工作者拓展典型报道报道面的努力；(2)相当一部分典型报道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问题意识、忧患意识得到一定程度的展现；(3)一些典型报道注重运用细节表现人物，注重用事实说话而不是一味讲空洞的大道理。但问题也是存在的：为数不少的典型报道，受众意识不强，说教味道较浓，尚不能以情动人。 　　第二个阶段：邓小平南巡讲话到十六大召开前(1992年～2002年)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互联网作为第四媒体迅速崛起，并已对大众传媒的存在格局、人们受传信息的方式乃至公众的生活，工作、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度影响。与此相对应，报纸媒介及其从业者的受众意识和竞争意识逐渐增强。在上述背景下，报纸媒介典型报道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 　　1993年，新华社推出了《淡泊人生――记因公殉职的沈阳市长武迪生》。作品的篇幅相对短小，表现的主题是廉洁奉公，不徇私。未涉及人物的政绩问题，报道的是其住房简陋，不以权谋私，写的似乎都是家事、小事，与受众颇为贴近，因而有较强的感染力。1994年，《黑龙江日报》刊发了典型报道《马永顺：无愧于大森林》。该作通过第三人发出疑问而把人物引了出来，讲述了一位老人给大山栽树“还账”的故事。它说的是关系到公众利益和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