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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媒体与新闻人道德担当 　　中国的传播事业和传播媒体,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如今天这样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关心国计民生与关注轶闻趣事,在广大的新闻接受者那里,其边界已不是十分清晰。这完全符合价值转型社会的运行规律。当一个社会经历了激烈的动荡期之后,社会精神价值的重建往往滞后于政治与经济的嬗变与更替,引领社会精神走向的,不仅包括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艺术家这些身为先声的知识分子,同时也包括新闻传播家在内的所有的媒体从业工作者。特别是后者,作为国家机器中最为敏感的媒体与新闻人,上传政声,下达民意,中间沟通知识分子的思想库与信息链,使社会在整体开放中,又保持着适应一定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的严谨秩序。因此,现代媒体与新闻人的道德担当就显得非常重要。 　　正义 　　大众媒体无疑是一柄弘扬社会正气、维护社会秩序的正义之剑。意大利政治社会学家葛兰西在他的“文化霸权”理论里,就阐释了包括新闻媒体等所有文化工具,其实质是要为某个统治阶级提供广泛的社会和群众基础及“合法性”因素;其主要手段是对全社会实行文化、精神、政治的领导;其方式是采取“弥漫式”和“毛细血管”式的长期渗透和潜移默化,侧重于通过教育、宗教、政党、报纸、媒介、家庭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对民众文化与心理的渗透。①如葛兰西所言,文化霸权是通过“将现有权威的地方常识化,(新闻)程序帮助现有体制维持了控制,而不损害其合法性”。②因此,新闻程序便在维护政治体制的阶级权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正因为媒体及新闻人的这样一种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因此,其弘扬社会正义的道德担当就成为维护这一地位的思想基础。那么,什么是正义呢?霍尔巴赫认为:正义是社会权力权威的真正基础,正义的真正目的是人们的幸福。康德认为:正义乃是善良。卢梭则认为:正义就是公意,公意是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公共利益的集中体现。③那么,当前代表着我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公共利益的集中体现的公意是什么呢?“国以民为本”,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国家发展的最终目的。今天,中国人对民生的关注,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民生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复杂尖锐。按照《半月谈》记者在追踪调查的基础上所列出的“中国人的六大民生期待”,依次是住房、物价、医改、教育、就业、拆迁。记者在报道中,不仅列出网民的感叹:“在大中城市,小两口买房,哪家不是老少齐上阵,把三代积蓄全花光?但如果问全国还有多少三代人的积蓄加起来也买不起一套房的情况,恐怕没人给出数字。”而且以一位新闻人的正义感评论道:“我们必须弄明白的是,老百姓对住房的需求的确是刚性的,但目前的超高房价并不是老百姓的需求和消费所带来的。人们期待着:中央抑制房地产投机、力推保障房等措施能落到实处。”④我们再来读一段同样是《半月谈》上的另一篇文章:“亿万进城谋生的打工农民,承受着危机冲击和产业转型的巨大压力,甘冒着减薪欠薪和随时失业的现实风险,支付着种种职业病患的侵害和留守子女的成长的人生代价,托举起城市的高楼大厦,召唤出城市的昌盛繁荣。可是,至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被拒绝于城市的发展之外、社会之外、体制之外。读一读媒体关于南京农民工冻死在街头桥洞的新闻吧,我们如何卸下心头这不能承受之重。”⑤作者跃然于纸上的同情的情思、悲悯的情怀,仿佛使我们又听到大诗人杜甫那声“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回响。当一个社会有了这样的正义之声,它就有了秩序,有了安定,有了健康发展的契机。 　　毋庸置疑,现代媒体与新闻人既是信息的传播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信息的裁决者。正因为有着这样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媒介就是讯息(message)”,这就意味着媒介所传达的知识信息,与一般的知识信息是大不一样的。因为“普遍的知识需要一个属于论说合理化的隔绝界域,但正如本雅明所说,新闻纸不需要这样的界域。它的力量――很大的力量――来自它的事实性,新闻纸的权力不是来自论证,而是来自一种蛮横有力的事实性。”⑥因此,由媒体与新闻人所制造的信息需要批判。“信息化开启了权力与不平等的一个新范式,它也为海量的创新与创意开启了无限的机会,信息批判必须处理这些陡然的权力与不平等的组织,但最重要的或许是:在全面信息化的时代中,批判本身必须变成是信息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通过一番将批判信息化的过程。”⑦信息需要批判,批判本身也是一个信息化的过程。看似一个悖论,其实是统一在对于所有需要传播信息的一个道德诉求的目标中的。这是需要媒体与新闻人都进行自省的课题,即所用以传播和裁决的信息,只有在更具有普泛意义的伦理诉求的观照下,只有在更多地唤醒“沉默的大多数”的前提下,才具备了更为普泛的新闻价值与传播价值。这是媒体与新闻人坚持新闻正义的理论依据。 　　新闻人的道德担当,不仅诉之于他们进行新闻文本的书写和社会信息的传播中,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