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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对中国文化温情与敬意 　　摘要：《引论》的主旨，在于对本国历史、本国文化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而强烈批判世纪以来偏激的虚无主义、浅薄的进化观、似是而非的文化自谴、“变相的文化征服”等倾向，对史学“革新派”之“宣传”色彩更深感鄙夷，称其为“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这种立论鲜明、强烈出击的做法，无异是将自己主动地矗立于当代思潮冲突的漩涡中心，困顿于四面楚歌，但《国史大纲》着实也仰仗于此篇议论的激烈锋利，且颇具文采，对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始终保有鲜活的吸引力，其中流露出钱穆的那一脉温情与敬意却贯穿本文始终。 　　关键词：国史大纲引论；温情与敬意；传统文化 　　 　　《国史大纲》是钱穆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代表作，也是一部享有盛誉、影响甚大的中国通史著作。出人意料的是创作这部书的最初动力却是由于陈梦家的两夕话所诱导。一个偶然的机会，钱穆到了昆明东南的宜良岩泉寺，于是就被这里的清幽环境所吸引，认为是一个读书著述的绝好地方，于是名著即出世于此。 　　《国史大纲》出版前，钱先生先著有一篇约两万字的“引论”，发表在昆明版的《中央日报》上，一时曾经引起学术界、知识界的极大注意，成为西南联大师生议论的焦点，盛赞者有之，非议者有之。以后全书印行前，又被当时重庆审查机关认为“洪杨之乱”应改为“太平天国”始可通过，后经作者坚持，才得以原样出版。钱穆在文中阐发了他的史学思想，此文一出，立刻引发了颇多争论。首当其冲的即是傅斯年，钱穆在文中对考据派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傅自然不能容忍，《国史大纲》出版后，张其昀在重庆向傅斯年询问他对此书的看法，傅斯年当时的反应是“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并且还嘲笑钱穆妄谈世事，犹如井底之蛙。他们之间的冲突由此可见一斑，《引论》中对新考据派的批评，也就标志着钱穆与该派正式分道扬镳，同时也与该派领袖傅斯年在治学上的分歧和矛盾公开化，加之意气之争和门户之见，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闻一多对钱穆的《国史大纲?引论》也深表不满，在西南联大期间，他的思想日趋激进，自然就看不惯被他视为复古派代表??钱穆，甚至公开撰文骂钱穆“冥顽不灵”。1946年7月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钱穆也深表同情，认为虽然学问途径不同，但是仍然不失为一书生，惨遭杀戮，实乃当前之大悲剧，并且在云南任教期间亲赴其身亡之处凭吊，由此也可见钱先生之高风亮节、儒生雅量。 　　钱穆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为完备之国家，国史“悠久”“无间断”“详密”，此三个特点足可傲视群雄。但随后又说“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何出此言？钱穆认为“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不同，“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智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了解。” 　　人类常情，先认识才能有感情，如果不懂得本国历史，空呼爱国，此非真爱，“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彼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是，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一个国家的国民若是对自己的历史不屑，那么难以称得上这是个有凝聚力的民族，更不会有光明的前途，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各国纷纷挖掘本国历史以及文化内涵以期来提高本民族认同感的时候，而我们有五千年丰富历史文化底蕴的国人却浑然不知，着实让人扼腕。 　　钱穆指出，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侯，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钱穆认为，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这也就直接体现了钱穆先生著此大作的目的。 　　钱穆认为，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此两种方法立足点不同，但是殊途同归，正如钱穆所说“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最后尤其指出“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在此又毫不留情的再次批判了革新派动辄“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的说辞，认为他们没有看到中国历史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