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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报道历史观与模式创新 　　显然，长征胜利70周年报道是摆在全国新闻媒体前的一道考题。这一报道既考验媒体的新闻策划水准和执行力，更检验着媒体在这一历史事件上所秉持的历史观。因此，长征胜利70年报道将历史题材与政治报道等特质混合在一起；正因为这样，各家媒体在长征报道中就很自然地表现出迥异的趣味。 　　《南方日报》突破了惯常的单纯派遣记者沿线采访报道的模式，将重走、采访、纪念、缅怀与捐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开辟专栏、专版，在8月1日至28日的近一个月时间里，推出《长征改变中国》系列报道；同时，该报联合广东中旅、战士报等单位开展“重走长征路喜愿传中国”联合采访暨红色自驾之旅活动，行程近8000公里，途经8省区，穿越大半个中国，总捐助金额近50万元。 　　简言之，《南方日报》的长征报道在新闻文本、版式呈现以及操作模式等方面都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局???。 　　 　　长征报道的历史感与历史观 　　 　　在策划准备阶段，《南方日报》就对本次的长征报道方案进行了多次协商和研讨。协商或者说争议的主要焦点就是在这一报道中赋予或者说表达怎样的历史观，进而将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感呈现给读者。于是，基于对历史事件的不同认识，就产生了立场上的分歧。比如，究竟是遵循野史还是正史的叙述方式，究竟是无所谓的锦上添花还是尽可能多地挖掘和展示历史面貌的纬度，究竟是宏大叙述还是选择截面来以小见大……诸如此类。 　　对于上述问题，同仁们存在很大的议论。说到底，这些议论和认识上的冲突都隐含了历史观的冲突。实事求是地讲，与埃德加?斯诺、范长江等的新闻报道不同，在长征胜利70年后的今天，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一个新闻事件，而是由一个日子所赋予的历史事件。换句话说，埃德加?斯诺不用考虑历史观，他只要表达立场就可以；但是在《南方日报》的本次报道中，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的立场并不是问题，选择既契合《南方日报》的特质又贴切新闻品质的历史观才是关键。 　　历经数次由报社不同层次的同事们所参加的务虚会，《南方日报》的长征报道最终确立了本次报道的历史观。那就是，将报道的重心放在“人”的身上，一句话，杜绝宏大的叙事。这些“人”既可以是亲历的老红军战士，也可以是老红军的后代，还可以是长征的目击者。进而，这里所谓的“人”也不局限于长征的历史证人，也包括了今天的类似于记者、史学家等身份的寻访者。通过这样的历史观察角度的设定，将虚空的历史转化成有血有肉、有泪有叹的人的历史。也就是说，将长征史还原给人，而不是像乏味的教科书那样，将历史叙述成神话故事。 　　坦率地说，从《南方日报》日后长达一个月的密集报道看，当初的历史观的设计并没有被百分之百地贯彻，但记者的采访和写作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方向来努力的。比如在“长征改变中国”的开篇――瑞金报道中，记者就选择了当地的老红军战士，通过他们的语言来口述历史。在这些生动的细节中，在那种感同身受的慨叹中，我们习惯了的宏大叙述中的长征史显露出日常化的、生活化的面貌。斯诺所形容的“国家的迁徙”在红军战士接到每人必须写一封家书的命令中，形象化地凸现出人生的际遇和命运来。从读者的反馈来看，这样将历史题材、历史报道的主角交还给普通人的形式很受欢迎。 　　此外，还有一些技术因素不能忽略。那就是从新闻报道的角度看，如此设定长征报道的历史观在很大程度上调和了同仁们的争论，比如说它调和了正史与野史的冲突，比较策略地回避了宏大叙事所造成的空洞感，更为重要的是，它让新闻报道具有了崭新的可操作性。这样的历史观在肯定的立场上，拓展了我们对长征的认识和思考空间 ；换句话说，不用无谓地纠缠于长征本身，而在于能够从容地呈现数万人的转战经验，以及在这长途行军中的人的遭遇。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南方日报》长征胜利70年的报道将媒体的历史观与受众的历史感比较妥贴地交融在一起。在坚持固有新闻观的同时，为读者纵深“阅读”长征史创造性地开辟了新鲜的、颇有余韵的新闻之道。 　　 　　长征报道的文本与版式呈现 　　 　　《南方日报》将长征报道的历史观框定在“人”的历史命运上，甚至于要雄心勃勃地将个人的命运与长征队伍的命运这两条线索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此，特定的历史观就对报道的记者文本和编辑版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南方报业集团的子报对于很多历史题材都有过精彩的策划和操作，比如《南方周末》的三峡报道，《南方都市报》的抗战胜利60周年报道。这些报道的文本也是《南方日报》本次长征报道预先借鉴的案例，为我们拓展相关思路提供了优良的案例。但《南方日报》有限的版面不可能允许像南周三峡报道那样的鸿篇巨制；而《南方日报》“高度决定影响力”的办报风格也使得南都式的民间立场无法承担起应有的媒介使命。 　　除此而外，还有一个需要用文本和版式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和体量来合理使用长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