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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采访成果法律证据能力 　　隐性采访是指记者隐去身份而秘密地采获新闻事实的采访方法。①记载这些新闻事实的载体便是隐性采访的成果。本文试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中对隐性采访所取得的照片、音频资料、视频资料等成果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的合法性,以及隐性采访成果在民事诉讼中使用的几种不同情况下的合法性问题。 　　 　　民事诉讼证据合法性标准及其法理支点 　　 　　1.民事诉讼中的取证主体 　　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的主体是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为主，以人民法院为补充。根据2002年4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作为取证主体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必须是在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时，人民法院才能调查收集。 　　2.民事诉讼中仅将是否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作为判断标准 　　民事诉讼中，判断证据收集程序合法与否的标准，主要是双方在收集证据的时候是否损害另一方或第三方的合法权益。《规定》第68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可以看出民事诉讼对待当事人违法取得的证据持较为宽容的态度，这也是由民事诉讼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特点及现实状况所决定的。民事诉讼的目的主要是以国家的强制力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保护公民的私法权利，原被告双方的地位平等，不存在像刑事诉讼中的力量悬殊。并且民事诉讼更多地追求“公平”、“效率”等价值目标，非法证据判断标准的设置更多地是为了保证双方的平等对抗和一种正常秩序的稳定，而非对公权力行使的限制。从现实状况来看，如果将证据合法性规定地过于严苛，必定会打击双方当事人的积极性，并且过于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减少法官据以作出判决可以依据的材料，这将不利于实体真实的实现。因此民事诉讼只要能在确保有序的情况下引导双方进行平等对抗，其他则可不考虑。 　　 　　隐性采访成果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的合法性分析 　　 　　隐性采访成果在民事诉讼中的使用较之刑事诉讼要更为复杂一些，但仍有规律可循。通过对大量案例的梳理，我们可以归纳出隐性采访成果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大致有三种情况： 　　1.被采访人直接起诉记者及新闻机构隐性采访行为侵权的诉讼中，将隐性采访成果作为证明记者实施隐性采访行为的证据 　　“在诸多关于隐性采访法律问题的争论中，隐性采访中对于公民的人格权利的侵犯是最常见的，也是最容易被采访对象作为起诉媒体和记者的理由。”②因而此类诉讼在涉及隐性采访的民事诉讼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比较典型的如记者隐性采访某政府机构职务人员，后该职务人员向法院起诉记者及新闻机构的采访行为侵犯其权利。这类诉讼的特点是：（1）诉讼当事人双方是被采访人和记者、新闻机构，记者、新闻机构一方作为被告；（2）诉讼的性质是侵权之诉；（3）隐性采访成果作为证明记者及新闻机构一方实施了侵权行为的证据而提出。 　　在隐性采访涉及侵权之诉的情况下，由于新闻侵权的特殊性，许多学术界人士，甚至是司法实践人士，都主张按照特殊侵权的情况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也就是说让媒介来证明自己没有侵权，或主观上没有过错。但是依据《规定》第4条，法律明确规定了8种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其中并不包括新闻侵权诉讼。因此在新闻侵权之诉中仍然是谁主张谁举证。隐性采访的被采访者诉新闻媒体侵权，应当由被采访者提出相应证据，此时隐性采访成果就是证明案件事实重要的证据材料，但该视听资料是在新闻媒体一方，如果个人收集该证据资料有困难的可以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或依据《规定》第75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作为新闻媒体的一方如果认为该视听资料对其不利也只有将隐性采访成果提交给法院. 　　《规定》第68条还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新闻机构也不可能依据此条来否定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合法性，如果依据这条，逻辑上等于自认了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如果是法院审查证据合法性时，对于此类案件而言，记者的隐性采访行为是否存在是作为待证事实的，诉讼的目的就是为了认定记者是否实施了隐性采访行为、实施了何种隐性采访行为，以及其行为是否侵犯了被采访人的权利。此时如果依据《规定》第68条中“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排除隐性采访成果作为证据使用，就必然导致逻辑上的矛盾。因此，隐性采访成果作为证明隐性采访事实本身的证据，是不应当将其排除的。 　　2.普通民事诉讼中，一方当事人委托记者利用隐性采访收集证据以支持本方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