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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竹枝词看中国近代女性服饰西方元素 　　“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张爱玲《更衣记》里的这句话，道出了大多数女性重视服饰的天性。近代以来，中国女性的服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陈出新，仿佛今日的T型舞台，元宝领、紧身衣裤、学生装、旗袍、高跟鞋……霓裳羽衣的变化，令人应接不暇。今天，通过当时通俗易懂的竹枝词所描绘的细节，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女性对于服饰的追捧和热情。 　　一、“衣裳时样年来瘦，渐仿洋装显细腰” 　　——上衣：从“帐篷”到“柴火”的变化 　　“每年夏天晒箱子里的衣服……簇新的补服，平金褂子，大镶大滚宽大的女袄，像彩色的帐篷一样……大部分已经没人知道是谁的了。看它们红红绿绿挤在她窗口，倒像许多好奇的乡下人在向里面张望。”（张爱玲《怨女》） 　　有清二百多年，不管是满族妇女的旗袍还是汉族女子“两截穿衣”的上装，虽然在面料、镶边、扣袢等细节上有过一些变化，这种近似于大“A”字的“帐篷”式衣型却一成不变。这种宽大得可以掩盖女性个体特征的衣服，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传统宗法观念对女性思想的约束—提醒闺秀们安分克己，“藏愚守拙”。 　　而到了近代，这彩色帐篷一样的打扮，在西式女装的比照之下，就显示出了滑稽的“乡气”。在开埠较早的上海，中国人对于西方女性们剪裁合体、突出女性曲线的装束，从冷嘲热讽到越看越有感觉，甚至赞之为“霓裳羽衣”： 　　“素练重裙著地飘，轻纱障面避尘嚣。尽多玉立长身态，都为灵王爱细腰。”（李默庵《申江杂咏》） 　　“马路谁人策马来，欧西女子俊风裁。雕案侧坐明驮速，十幅湘裙洒不开。”（朱文炳《海上竹枝词》） 　　“腰细裙宽面障纱，飞尘影里驾轻车。谁知绝域多情女，解看江南二月花。”（张天翔《沪江竹枝词》） 　　虽然是用中国人的眼睛去观察，但如果比照《点石斋画报》和同一时期欧洲的油画作品，就会发现竹枝词对当时西方女装的印象大体不差：19世纪最后30年，欧式女装的主要特点是上身紧束突出胸部曲线，后臀处因多用堆花蝴蝶结或绉裥等装饰物而??得丰满，再加上细腰一捻，整体上是突出女性特征的“S”型。 　　在19世纪下半叶的几十年里，敢于全身洋装走在大街上的中国女子是极少的，但这种紧身元素却改头换面出现在了中式女装的设计中，所谓“衣裳时样年来瘦，渐仿洋装显细腰。”（观棋道人《京华俗咏》）原先帐篷式的上衣，一步步缩水—宽大的袖子越变越窄，甚至胳膊弯曲都有困难，紧紧裹出腰身的设计取代了大A字造型，衣襟也越来越短，从膝盖以下缩短到了膝盖以上。不过，为中国女子本身的体形所限，这种新式女装穿在她们身上并不能像西女那样“衣衫紧窄腰围小，凸乳高胸曲线明”，反而是“身若束薪”—前后几乎都没有曲线，平平瘦瘦的像一根柴火。如果用上张爱玲的比喻，就是像一缕诗魂，瘦弱无助，惹人爱怜，典型的乱世中的薄命女。 　　二、“自昔通行百裥裙，西纱西缎暑寒分” 　　——打破禁忌的裙子和裤子 　　与上衣的紧身和缩水相比，下装的变化其实更具有打破传统的意味。在传统中国社会，裙子和裤子是不能随意穿着的，色彩上的禁忌也必须严守。所谓“诗礼人家，妇女一起床，便穿上了裙子，直到晚上睡觉才脱掉。……小姑娘们，十三岁起就得穿裙子。妓女是不穿裙子的，这是良家妇女与娼家的区别。”（曹聚仁《上海春秋》）在比较正式的场合，只有正室才能穿大红的裙子，多么得宠的姨太太，在这个时候也是不能僭越的。 　　而在近代上海，不管是裙子、裤子的禁忌还是大红大绿的规矩，却都很容易地就被打破了。名妓胡宝玉是当时有名的引领风潮的人物，她会满不在乎地“穿一件蓝地金花闪缎夹袄，束一条大红百褶绣花裙”（《九尾狐》第15回），而大众对她这种装束的态度不是谴责，而是仿效。据说胡宝玉每出一种新的装束、每换一种发式（比如前刘海），不但妓女，“就是大家小户，不论奶奶、小姐，以及仆妇、丫环都争相效仿。”“初不过在上海一隅，渐渐蔓延开来，弄得北京、天津与那苏杭一带处处皆然。” 　　在这一次次“效仿”之中，裙子、裤子原先所代表的等级概念逐渐地被遗忘，相应地，一种新的时尚观念在悄然形成—不论身份地位，怎么搭配着好看，怎样能够花样翻新出风头，就怎么去穿。于是，代表着时尚的西式女装元素，快速地出现在了中式的裙装和裤装上。 　　“自昔通行百裥裙，西纱西缎暑寒分。今教宽大沿欧俗，不使旁边现折纹。”（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传统的中国裙子有马面裙、襕干裙、鱼鳞裙、月华裙等，不过基本的样式是前后有平幅裙门，两侧打褶，而且很长，只允许走路时微微露出一点莲尖。此时两侧打褶的样子不再时兴了，出现了我们现在常说的全幅打褶的百褶裙。还有半中半西的裙子，裙身比较窄小，像西裙一样有很多假扣：“裙腰不必两分开，假扣匀排亦怪哉。既学西洋层锦簇，如何下幅紧围来。”（朱文炳《海上光复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