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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生命力深刻阐释 　　作为《儒学引论》姊妹篇、续篇的崔师新著《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我感觉具有与《儒学引论》同样的学术分量和理论特色，其对于儒家传统（儒学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儒学与我国现代化进程、儒学与现时代（儒学的现代性回应）等所呈现出来的深刻解释性、精睿洞察性和缜密学术性，不禁令人仰慕、信服，且进一步充满儒学走向未来和世界的肯定性信念，由此也联想到崔师几十年来于哲学研究的智山慧海所作出的卓越学术贡献。 　　一、对于儒家传统的深刻诠释。大致从《庄子·天下》篇评述儒家之学始以至今日，儒学研究的成果可谓牛毛茧丝，不胜其繁。但《儒学引论》和《儒学的现代命运》独辟蹊径，从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特质及其涵摄下的“仁”、“礼”、“命”即心性的、社会的和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及其道德的、法律性和宗教性的社会功能，以及儒学所建构的儒家周延的道德生活世界等生活形态、生活方式，诠释儒家传统。就是说，儒家传统表现为：伦理道德特质、“仁”、“礼”、“命”的理论结构和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总括性观察和把握，具有独特的原创性和深刻的解释力，特别是对于儒学作出心性的、社会的和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及其道德的、法律的和宗教性的社会功能的抽绎，更是深刻、精辟之论。在儒家思想建构的生活形态之下，也有其“笼罩不住的生活空间”和“缺弱的环节”。此论一出，既是儒家传统的深入拓展和辩证审视，也更为彰显这部著作的客观、平实和极高的理性精神，从而对于儒家传统从儒学的思想观念系统和它模塑出的生活形态两方面审视并构成了一个“周延的逻辑构架”。 　　二、对于儒学发力于现代化的独特观察。其独特性表现在：第一，对于儒学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关系的观察是非常冷静理性的。即便是“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当中华民族国势衰微，在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面前遭到严重挫折、失败的时候，特别是20世纪初，在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压迫和西方现代思想理念（包括马克思主义）启迪的双重因素触引下爆发的、兼有爱国救亡和思想启蒙双重内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儒学被视为是酿成这种厄运的精神的、观念的根源，而受到严厉的责难和否定性的批判，儒家传统被轻蔑、鄙弃，就是很自然的了”。这种论述透显的是高度的理性理解。第二，在黑暗风暴过后，新世纪到来，中华民族迈上复兴之路时至今日，关于儒学的定位、价值作用、深刻意义的观察，我感觉具有独到性眼光。如崔师说：“我们发现，虽然儒学的定位已有了变化，但儒家的伦理精神和文化生命依然存在，儒学仍是珍贵的；儒学也在前进，不断获得新的理论进展，得到新的确认、阐发和彰显，仍在支撑着我们中华民族作为一种有悠久历史的文化类型和独立的生活方式的存在。”这种观察与那种或简单否弃、批驳甚至仇视儒学，或偏于捍卫、服膺甚至“复兴”儒学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第三，对于20世纪中国儒学取得的理论进展所给予的深度的、全面的、中肯的评析，以及深切的、独到的、真诚的检讨，其分量之重、视角之独特，也是鲜能有人企及的。如指出现代新儒家对于儒家传统“主要是作为一个观念体系被诠释，儒家传统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内容并未得到阐释”；“并没有给予儒家生活方式明确的界定和具体的阐述”；“与在儒家传统诠释的生活方式被遗忘相犀连，在对儒家思想观念的诠释中，表现为对思想观念发生、演变的历史情境的遗忘”。同时指出：“没有儒家生活方式历史演变的背景，单一的儒家观念的诠释，确切地判断今天儒家传统中仍然活着的、已经死去的和缺弱的，就是很困难的；没有对儒家生活方式特质之真切的认识，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也只能是理论的话语，难以成为生活的真实。”“所以，这种离开儒家思想观念历史情境和意涵而作出的现代转化的诠释，往往在现代观念和传统观念间缺乏合理的理论成长和历史承接的过程，不同程度上显现一种观念断裂。现代新儒家及其儒学新理论如果塑造出的新儒学、新学人对儒学丰富的历史生命和精神经历，表现出淡忘、陌生，甚至谬解，那将是很不幸的。”这样的切中肯綮、语重如山，浓郁地体现着崔师扛鼎新著《儒学的现代命运》的理论风格。第四，将儒家传统诠释为以伦理道德为特质的思想观念体系及其所建构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并在这种独特的视角之下，观察到儒学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中华民族复兴”的动力因素、“为社会秩序之核心的国家权力重心形成”和“社会生活中行为失范危机消解”的秩序因素，以及适应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较强的适应转变的能力”，并深刻地阐明儒家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化生长，在于走出伦理本位的社会，儒家传统道德新的生长，以及儒家伦理道德在现代化进程中最基本的坚守和在公共社会生活空间生长。并且认为，“可以视为是人类文明新经验、新贡献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是儒家传统因素铺垫了它的路基，构造了它的富有活力的独特性”，淡定地指出，“多元价值的现代性生活已经来临，儒家传统不会，当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