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义”理论进路与王夫之对“义”推极.docVIP

儒家之“义”理论进路与王夫之对“义”推极 　　摘要： 儒家之“义”的内涵是经过了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一个义域甚宽的思想谱系，其基本义蕴是从“礼”中抽象出的社会秩序之“理”，但其重心则是对个人的伦理义务和社会责任的规定，而不是对权利关系的界定，因而它并不具有作为政治哲学概念而用于处理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正义”论性质。正因为重义务和责任的价值取向，才能使“义”最终走向了生命论，并在道德实践中产生了诸多矛盾。王夫之全面继承了儒家之“义”的思想，并将它推向极致，从而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将这些矛盾消解。 　　关键词： “义”与“礼” ；义务与责任；“义”与命 　　今之学界频将儒家之“义”论为一种社会“正义”理论，颇觉有失“义”的思想本色。实际上，儒家之“义”是从“礼”的精神中发展出来的一个义域甚宽的思想谱系，而其重心则是对士人阶层的社会责任、道德义务的强调，与作为政治哲学之概念的“正义”范畴性质不同。 　　一、儒家之“义”的理论进路 　　孔子对“义”的概念没有解释，而其讲“义”之处所涉义域又甚宽广，故有学者说：“义的概念相当难解。”［1］但是，从先秦较早的文献看，往往将“礼”、“义”相联而不是将“仁”、“义”并称，表明“义”与“礼”的关系最近。《左传·桓公二年》载师服语曰：“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2］《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又载：“礼以行义，信以守礼。”［3］“义以出礼”表明“义”是制订“礼”的理论根据，“礼以行义”表明行“礼”就是为了推行“义”的思想原则。《礼记·礼运》篇对此种一实一虚的关系讲得更清楚：“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有学者认为：“义本是宗法制下的行为规范的内在精神。……作为国家制度和行为规范的周礼，虽是对前代延续下来的习惯礼俗加以改造制作而成的，然而，这一改造制作却是在一定的思想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一形成周礼、贯通周礼的指导思想就是义。”［4］“义”作为“礼”的内在精神，作为在思想意识中处理人际关系、判断人事行为的道德准则，只能以制度体性的“礼”为实际???容。因而，凡是合“礼”的行为，就是正当的；凡是合“礼”的事举，就是适宜的，故有“义者，宜也”的解释。这当是“义”之概念的最初内涵。由此可说：凡是合“礼”的，就是“正义”的。 　　“义”的最初内涵尔后分别向论事和论人两方面发展。从论事的方面说，它被抽象为事之“理”。《荀子·大略》篇说：“义，理也，故行。” (《荀子·大略》)但一事有一事之定理，万事有万事之通理。儒家乃从“礼”制中抽象出该社会的普遍理则，亦称为“义”。 《孟子·滕文公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荀子·仲尼》篇中也说：“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荀子·仲尼》) 合一事之定理与万事之通理，就是该社会中的整体结构之理，亦即该社会的整体生活秩序之理。孟子讲：“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 亦是此意。这当是“义”的第二层内涵。劳思光说：“礼之本义为一生活秩序，故礼观念即‘秩序性’观念：一切秩序之具体内容（即仪文），可依（理）而予以改变，而不必拘守传统，亦不必顺从流俗。而此一‘理’即孔子所说的‘义’。”［5］这实际上是重视了“义以出礼”的一面。如果单从这一面讲，就必须肯定“义”高于“礼”；换言之，就必须肯定社会秩序应当建立在合理性（“义”）的基础之上。然而事实上是，儒家从未肯定过“义”高于作为宗法制社会整体秩序的“礼”。相反，儒家十分强调宗法制下“礼”的完美性和作为行为准则的“义”的不可动摇性。如孔子就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八佾》)又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视为“天下有道”的理想制度。从而把“礼”视为“义”之合理性的实际内容。荀子说：“行义以礼，然后义也。”(《荀子·大略》)这实际上是以“礼”释“义”。把对“义”的解释曲于“礼”的躯壳之中，就不可能发展出超越于等级秩序之“礼”以外的另一种公平、正义理论。 　　从论人的方面说， “义”被进一步发展为君子阶级的人性本质和人格准则。《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义”作为“君子”人性之本质，同时就是人格之准则。《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邢昺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所晓不同也。君子则晓于仁义，小人则晓于财利。”［6］“所晓不同”就是人格的价值取向不同。刘宝楠引董子语曰“夫皇皇求利，唯恐匮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成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儒者知义利之辨，而舍利不言，可以守己。……孔子此言，正欲君子之治小人者，知小人喻于利。”［7］可见，“义利之辨”的本义是君子小人两种人格之辨，其旨归在要求君子阶级既体谅“小人”为求生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