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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理论转向现代平民儒学建构 　　摘要：在传统社会里，儒学不仅是士大夫安身立命的学问，而且是平民追求人生意义的依据。平民将儒学的义理价值转化为生活日用，构成平民儒学。这一点在明代中晚期的泰州学派那里得到了全面展示。而在当代中国，社会成员从传统的“四民”到社会主义公民的身份转变，儒学赖以生存的土壤已经发生变化。因此，构建现代平民儒学就成为一项紧迫的理论任务。究其实质而言，现代平民儒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儒学理论转向的产物。 　　关键词：儒学；平民儒学；现代平民儒学；理论转向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１５０２（２０13）０1－００27－０8 　　在传统社会中，儒学赖以传承的主体是士大夫，他们从当时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方式出发，站在自身的立场上对儒学的基本观念进行诠释，在天道、礼乐制度、心性和历史哲学等方面做出了许多探索，对社会生活和民族精神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积极一面讲，儒学曾经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民族自信心的培养起到鼓舞和激励作用，尤其是强调独立人格、天人之际的有机整体观念、刚健自强的进取精神、爱国主义信念等，为中国人乃至全人类留下了一笔价值不菲的精神财富；从消极一面讲，儒学过于重视以“士”为“四民”之首的社会身份，并着力以其伦理道德保持和强化以“四民”之序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这虽然能够维系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稳定，但在无形之中阻碍了人民对普遍性的追求，因而只有突破儒家士大夫的传统之见及其现代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限制，将儒学发展成为适应于当下普通百姓生活日用的平民儒学，才能有力推动儒学的现代转换。 　　一 　　从概念的源头来看，平民儒学中的“平民”至少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士大夫与庶人的差异，二是古代社会中的“良贱之别”。从社会身份来讲，士大夫被称为君子，庶人被称为小人。在帝制时代，士大夫享有法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特权，并对庶人有着教化的权力。可以说，这一历史阶段的君子小人和贵贱上下的身份意识与价值观念是整个社会的中心思想，对习俗和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士大夫与???人的对立，属于贵贱之别。除此之外，还有所谓“良贱之别”。大致说来，“贵贱指示官吏与平民的不同社会地位（包括法律地位在内），良贱则指示良民与贱民的不同社会地位，四民或称良民，或称齐民，字义的本身，即指出其齐一或平等的身份，并有与贱相对的意识。贱民包括官私奴婢、倡优皂隶，以及某一时代某一地域的某种特殊人口。”[1]当我们以平民儒学作为解读方式，回顾历史上的儒学形态，就必须充分考虑贵贱与良贱这两对社会范畴。这两对社会范畴中的“贱”都属于我们认可的平民。平民与儒学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谓平民儒学。 　　究源论之，在孔子那里，儒学本已具有一定平民化的趋势。从社会身份来看，孔子是“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即通常所说的殷商遗民，在鲁国任司寇摄行相事，在当时的诸侯国中享有盛名。这与平民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从孔子自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又可以看出他出身于没落贵族，从小经历了社会底层的普通平民生活，因而能够从事多种谋生活动。孔子首创私学，打破了西周“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主张“有教无类”，网罗不同社会阶层的贤能志士，与他们一同探讨学问。从后人的记载来看，孔门弟子之中有很多人依然从事劳动，例如《孔子家语》、《韩诗外传》、《说苑》都讲述了曾子锄瓜的故事，而《庄子·让王》对曾子安贫乐道、不愿出仕的举动大加赞赏。此外，仲由曾经是不知礼仪的“野人”，冉雍的父亲是出身低下的“贱人”，还有“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吕氏春秋·尊师》），颛孙师（字子张）是陈国犯过罪的“辟人”，颜涿聚做过“梁父之大盗”……这些人的出身参差不齐，几乎都是平民，但都拜在孔子门下，学习君子之道。在当时社会已发生严重变迁式动乱的背景下，基于对“小人‘疾贫’与君子求富”这样一种现实的肯认，孔子不仅揭橥“有教无类”之旨而对私学及先秦子学思潮的勃兴“尽了‘金鸡一鸣天下晓’的首创任务”，而且他还以其“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判断，“承认了国民参与政事的合理性”，其门下“弟子即以国民阶级占绝对多数（只有南宫适、司马牛二人以贵族来学），而‘问为邦’、‘学干禄’、‘可使南面’、‘可使为宰’、‘可使治赋’者，实繁有徒”。进一步考察，孔子“不但肯定‘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而且主张‘仁者爱人’”，“把道德律从氏族贵族的专有形式拉下来，安置在一般人类的心理的要素里，并给以有体系的说明”。[2]孔子及其所创儒学，确实具有一定的平民化思想倾向。 　　结合孔子生活的时代背景来考察平民身份这一历史现象，就会发现春秋时代的贵族与平民之间有着明显的流动性，确切地讲，就是平民与贵族的身份呈现出升降的态势。这一社会现象非常普遍，为当时的政治社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