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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学对道德相对主义回应与超越 　　摘要 道德相对主义对主流价值观念的挑战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道德原则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理性能否认知道德原则、道德原则能否摆脱道德实践上的冲突。先秦儒学理清了作为普遍、必然的道德原则的仁与作为具体的行为规范的礼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澄清了道德相对主义因混淆两者而带来的混乱；先秦儒学并未像道德相对主义那样认为道德原则无法通过理性证明因而不存在，而是认为道德原则是明证的，其落实依旧需要理性的认知；在实践上先秦儒家主张行权返经，强调在道德原则统摄下所作的变通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仁道，从而有效避免了道德纷争。先秦儒学智慧是对道德相对主义的回应与超越。 　　关键词 道德相对主义 仁道必然 仁心明证 行权返经 　　中图分类号 B8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539（2012）04—0070—05 　　近代以来，流行于西方思想界的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注重具体情境、个体选择、个体判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从柏拉图到康德理念伦理学忽视具体道德境界的不足，但是却模糊了传统中作为道德基本问题的“善”与“正当”统一的确定性标准，继而消解了主体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作为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来源之一的儒学在先秦时期亦面临传统价值体系瓦解和以道家为代表的道德相对主义的责难，但是儒学独树一帜，建立起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从而给我们克服道德相对主义以启示。 　　一、仁道必然：对道德相对论的克制 　　道德相对主义从主体的视角出发，认为无论是对于个体或者是群体间都不存在客观的道德原则，道德判断都是相对的。正如路易斯·P.波吉蛮（Louis P.Pojman）所言：“伦理相对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在这种理论看来，一切道德原则都仅仅相对于一定的文化或个人的选择才是有效的；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例如，当代哲学家Gil—bert Harman和David Wong试图以行为主体为中心和以评鉴者为中心来阐发道德相对主义理论，而以埃米尔·涂尔干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则以人类学、社会学观察到的经验事实为证据，试图说明不同文明、族群间的道德是不同的。总之，道德相对主义者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个人行为是否道德，只能依靠自己所确立的道德标准，而没有客观的道德原则，道德是个人的“私事”，所以不同人对同一件事做的道德判断是同等有效的；而不同群体（或文化）亦有各自的道德标准，不存在终极的判定原则。 　　在中国，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从道德原则及行为规范的现实功能反推出道德并非永恒的，是根据境遇的变化而产生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第38章》），“大道废，有仁义”（《老子·第18章》）。这与境遇论所主张的道德相对性具有一致性。作为道德相对主义境遇论代表的美国著名境遇论学者J.弗莱彻将境遇作为行为主体行为选择的依据，“一切事物的正当与否，完全由境况来决定”，所以必然的道德原则和变化的具体行为并无明显界限，这就是境遇伦理学所依从的“境遇决定实情”原则：“在良心的实际问题中，境遇的变量应视为同规范的即‘一般’的常量同等重要。” 　　但是道德相对主义这种将具体经验规范与经验之上的原则一概而论的做法终究将导致人们将具体的经验性的行为规范视作更高的道德原则的混乱。正如美国当代学者Norman L.Geisler和Frank Turek所指出的，道德相对主义的混乱就在于试图混同必然的道德与变化的行为之间的界限。所以保罗·泰勒（Paul Taylor）指出，评估道德相对主义之前，必须区分（a）具体的道德标准、规则和（b）最终的道德原则。 　　事实上，道德相对主义者着力宣扬的道德相对性，也只是针对具体行为的规范而言的，这只能说明道德在经验层面的差异性，而无法否定道德本质上的普遍性、必然性。在中国，先秦儒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孔子区分了作为道德原则的仁与作为具体行为规范的礼。 　　儒家将“仁”确立为至上的道德原则，认为仁道不独为单纯个体的价值取向，而且是与调试主体间关系相适应的。《论语·阳货》记载，子张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孔子将“恭、宽、信、敏、惠”作为具体存在的人所应当具有的道德品格，而“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则表明，道德原则并非单单地运作于个体，而且适用于主体之间的关系的调试。总之，“仁”不仅是个体自身具有的道德品质，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并贯穿于人的群体关系中，展现为从自尊自重到互爱互信的推行过程。孟子将孔子的仁道原则发展为仁义礼智四个人皆有之的价值原则，强调依据于内在原则的主体行为是自愿的，是专属于人的；荀子从仁道原则的外在形式着眼，强调其对具体的主体行为的规范性作用。不止于此，孟子进一步将人内在的仁心拓展为王道仁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