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失范“现代性”风险.docVIP

权力失范“现代性”风险 　　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某些地方政府、基层官员侵害民众的事件，如果是在5年前、10年前、20年前、100年前、1000年前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大不一样。 　　县（县级市）、乡（镇）权力直接伸向“社会”，因此其失控程度一直是衡量中国政治社会结构风险的一个抽象指标。在它背后有一个预设：失控程度有多大，政治认同的“民心资源”就流失多少，统治—治理的风险也就有多大。 　　然而，在今天，中国社会早已是一个按“现代性”逻辑来运转的高风险系统，不安全感、焦虑、愤怒、极端化在社会空间中日益弥漫，这一预设一定程度上不再符合现实。 　　当某些基层权力失范时，和已经变化的社会结构、技术—媒介要素、传播机制、社会心理结合，其孕育的风险，或者说杀伤力，可能骤然被放大无数倍。 　　另一个社会空间 　　按曾经当过英国布莱尔政府重要智囊的社会学名家吉登斯的说法，“现代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即“空间”和“地点”的分离。 　　先设想一下，假如某一表征基层权力失范的“野蛮拆迁”事件发生在遥远的过去，或者只是在没有网络和微博的年代里，情况如何？ 　　可以看到：第一，它只是一个地域性事件，就是说，这个事件最多弥漫于那个地方的空间而已；第二，无论这个地方外的人是否获知事件的信息，他们无法参与这个事件，因此在心理上，这一事件“在别处”，与他们无关；第三，正因为这是一个在心理上和他们无关的别处的事件，所以，他们在认为发生了“野蛮拆迁”的地方的政府权力“坏”时，在心理上不太可能改变自己和整个权力体系的关系—这一点的发生，往往是要轮到他头上的时候。 　　换言之，由于“事件”是存在于“空间”里的，而因为在那种社会条件下，“地点”和“空间”大致重合，所以这一恶劣事件发生在哪儿，其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很难超出哪儿的社会空间。 　　在“现代性”还未君临天下，或者其逻辑还未如此深入地重构社会运转机制的时代里，历代的王朝就占了这个便宜，它要整个政权烂透了，到处都是火药桶，才有那么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与之相反，在“空间”和“地点”分离得很彻底的今天，一个权力者打一个小贩，就可能爆发一场社会抗议甚至“革命”的风暴—突尼斯一“城管”对卖水果小贩“粗暴执法”的事件就是这样。 　　吉登斯认为，“空间”和“地点”的分离，在现代性下，是通过可以让人的社会活动“缺场”的各种（技术—媒介）要素来完成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官员在以前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必然要亲自去到现场的某间房子里，就是说，他的社会活动，体现为一种对某个“地点”的“在场”，要和别人面对面。但现在有了“电视电话会议”，它构造了一个新的“会议现场”，这个“会议现场”的“空间”，就不局限于原来的那间房子了。这样，他虽然对于那个地点来说是“缺场”的，但是，对于他参与开会的这个“空间”来说，他却是“在场”的。 　　技术—媒介要素（比如这个例子中的电视、电话）把“空间”从“地点”里分离出来时，也就构造了一个抽象的“虚化空间”。 　　权力失控的突变 　　“虚化空间”的特点有两个：第一，把人从面对面的交往，抽象化为不“在场”的交往，因此它具有重构人与人之间（包括政府与民众之间）关系的功能；第二，在原来某个“地点”所发生的事件，一旦成为“虚化空间”里的事件，它在量上和质上不仅瞬间突变，而且难以预测，不可控制。 　　在这方面，最明显的就是网络、微博了，这个“虚化空间”巨大到难以想象，而且，它是公共的，人人都可以参与，最大限度地消除了信息障碍和社会排斥。 　　有了“虚化空间”，借助于它的传播机制，“野蛮拆迁”事件无论在哪个地方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都已经截然不同。 　　先看一下事件在“虚化空间”的形成机制： 　　当有关“野蛮拆迁”的信息被放入网络、微博时，除非官方一开始就全部公布了信息，并且对媒体开放，邀请社会监督，让人们找不到理由愿意去相信不同或相反的“事实”，否则，人们都会参与对“事实”的构造。 　　原因很简单，在这个世界上，从认知上来说，从来就没有一个摆在那儿的“绝对事实”，人们所认为的“事实”，是多种因素相加的结果：“得到的信息”+“人们愿意相信的”+“谣言”+……=“事实”。 　　在“空间”和“地点”没有分离的情境或时代，A地方的人，可能也会听到在B地方发生的事件，并越传越神。但是，这种情况，只会歪曲事情的真相，而不会迅速把事件放大，因为参与传播、构造这个事件的人是有限的，互动性差。 　　但是，在网络、微博，由于人人都可参与，互动性强，无论是否有歪曲（由于信息的多元，并且可以矫正，谣言在人人参与的公共空间里往往会自我澄清、自我证伪），短时间之内都可以把这个事件放大。 　　这个事件，因此脱离了它所发生的具体地点，而像是发生在“虚化空间”里一样。如此一来，它便不再是一个只是弥漫于某个地方的空间的地域性事件了，而成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