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一次“检讨”.docVIP

李先念一次“检讨” 　　1958年进行的反“反冒进”，是围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而发生在中共中央高层的一场重要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毛泽东、周恩来、陈云以及李先念等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就国民经济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问题上两种指导方针的分歧。 　　1953年开始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新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到1955年，人们在正常健康发展着的国民经济形势面前，开始产生对社会发展的过高期望值。毛泽东等认为中国富强的目标完全有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以为“大跃进”运动是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赶上发达国家的最好途径，头脑开始发热，追求过高过快速度。11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在会上，毛泽东说：我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 　　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的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社论》明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发出要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豪言壮语。随后，全国人民在一片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声浪中，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热情进一步高涨。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到1967年，全国粮食、棉花产量分别由1955年的预计数3 652亿斤、3 007万担增加到一万亿斤、一亿担。这意味着每年将要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迅速波及到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催逼着它们必须相应地修改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定的各项指标，并据此重新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和李先念等，已经发现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2月6日，周恩来在与李富春、李先念等谈话中指出：“反右倾保守，轰轰烈烈，这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谨慎办事，冒进、急躁倾向。社会主义??积极性要鼓励，不能泼冷水，但各部门搞计划要实事求是，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各部门专业会议定的计划都很大，计委、财政部要压一压。”李先念赞成此主张。为慎重起见，他们进一步冷静思考、周密计算，结果却是严重的不尽如人意，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指标都过高，于是便开始动手压缩一些经济指标，努力加以纠正。可是这一切却与毛泽东的求快思想是矛盾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所以就有了反“反冒进”。 　　4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问题发言，进一步阐述了十种关系，即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为进一步纠正在经济工作中盲目冒进的问题创造了良好条件。但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在精辟阐述十大关系的同时，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这引起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不安。 　　随后，周恩来耐心地与毛泽东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讲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泽东非常生气，不久便离开了北京。毛泽东走后，周恩来再次同李富春、李先念等就关于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意见。在他的指导下，由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按5％的比例把国家财政预算中的基本建设经费由147亿元削减到140亿元。周恩来、李先念等的做法，得到刘少奇的同意与支持。 　　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一文。该文于6月20日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文中指出：“当前一方面存在右倾保守思想，另一方面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倾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 　　这篇社论直言不讳地批评党内许多同志在开展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头脑中产生的片面性和盲目冒进的思想。指出：“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就把一切事情办好”，那是不能的，也是办不好的。这篇社论曾送毛泽东阅，但毛泽东只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旁批四个字：“我不看了。”表明就反对经济建设上的冒进，他是保留看法的。 　　1957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思想动向、农村和经济问题。毛泽东在会议开幕式上说：“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