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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热播纪录片带来受众解读思考 摘 要： 近日，一部以介绍中华传统饮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蹿红电视荧屏和赛博空间。纪录影像中的中华美食在带给受众观赏愉悦的同时，受众对该部纪录片的解码也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在“源文本”既定的前提下，“译码者”在网络上进行观点博弈，“编码者”对解码进程持续关照，引导受众靠近或回归主导意义。此时，受众对文本的解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处在一种“酝酿、释放、博弈、主流化、衰减”的过程中。本文将以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研究理论为框架，结合纪录片播出后的受众评价以及多媒体时代传受双方在“编码/解码”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进行简单剖析。关键词：衍生文本；便利性解读；文本控制图文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12-0086-02一、一部纪录片带来的受众解读遐想2012年5月14日起每晚10点半，全国的“吃货们”锁定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死守着电视机来了一场盛况空前的集体自虐。在大家的印象中，国产纪录片大都习惯以宏大叙事开场，以宏大场景收尾。对于这部影片，我们并不排斥为其冠以“弘扬中华文化”等宏大主题，但是从精微处体察，受众的感动却远不仅仅来自于影片所呈现的宏大主题，他们的对于这部纪录片的解读或多或少超越了传统的受众解读范式，尤其在互联网环境下和社交媒体环境中，这一解读呈现出更强的“自主性”。而传者也似乎关注到了这一点，开始尝试在“源文本”之外继续构建新的“衍生文本”，引导受众向最初的“主导性意义”回归。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认为，传播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它具有很强的结构性特点，“它由几个相互联系但各不相同的环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之间的接合而产生”[1]，并一直支撑着这个结构。而编码者一旦将其最初编制的“源文本”传递出去之后，受众对于“源文本”的解读便不再受编码者的控制。正如《舌尖上的中国》所呈现的景象，在首集播出后，网民的大量阐释大致集中于对传统饮食文化的惊艳和影片本身所带来的视觉享受。很多人感叹“这样精美的纪录片让人重新在电视荧屏中找到了既温婉又震撼的视觉体验。”随着播出进程的延续，又很快引起了受众对当下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关切，有网友发帖说：“实有两个‘舌尖上的中国’：一个是央视这部宏大的纪录片借助诱人的美食和温暖的故事所展示的舌尖中国，一个是日常社会新闻中无数的食品丑闻所展示的舌尖中国。”“文本并不总是效忠于他的作者”[2]，伯明翰学派的霍尔和莫利都强调了这一点。受众对于一部纪录片的解读是如何进行的？“源文本”的“主导意义”是如何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扭曲和偏差？对于编码者而言如何在编码过程中对文本内容实施更加有效的控制？……一部纪录片的播映带来了诸多对于受众解读的思考。我们将结合伯明翰学派的主要观点，对受众文本解读的现象进行梳理。二、“衍生文本”及其引致的“便利性解读”针对电视传播的主要特点，伯明翰学派学者威廉斯提出了“流”的概念，虽然电视台每天编排的节目单并不相同，但是受众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习惯，从24小时播放的电视信息“流”中截取自己需要的部分进行观看。“在电视节目‘流’所展现的世界中，各种事件旋生旋灭、即来即去，充满了变化与杂糅。这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体验，展示了电视作为通俗文化载体的特有形式。[3]”但是在这由电视话语构成的信息“流”中，却因其多符码特性而产生了复杂多样的受众体验。虽然电视符码以“流”的方式呈现且转瞬即逝，但是在信息的旋生旋灭之间，却并不意味着受众的被动依存，受众不会轻易放弃其对电视话语的解码权利，电视话语从编码者一段生产出来就必须要走向消费，而受众对意义的消费就是一个解码的过程。“衍生文本”产生自“源文本”，它是对“源文本”解码的结果，是源文本经过受众解码后的结果性表征。在一个完整的“编码/解码”行为中，“衍生文本”是受众解码的必然产物，但在过去，这些衍生文本的内容并不能被轻易共享，其分享和扩散往往通过人际圈来进行，偶有付诸大众传播，也难逃积累性、迟缓性、间接性的弊端。而在今天，这种情况已经得到了较为明显的改观，互联网技术及社交媒体平台提供了可以供广大受众共享和即时参与的经验分享平台，受众能够在这些平台上自主传播自己的解码经验且不必在意自己的观点是否深刻、是否占主流。这些数量庞杂的解码经验汇聚在一起，被广大受众围观评点，构成了源自“源文本”的大量“衍生文本”。这些衍生文本在受众的评点和吸收中相互碰撞、杂糅、竞合，使之前不易被捕捉的受众解码行为逐渐浮现且有迹可循。《舌尖上的中国》播出的第二天，新浪微博中就出现了以“舌尖上的中国”为关键词的话题讨论，不论是网友的众星拱月还是纪录片制作方的营销策略。一部电视纪录片在短时间内蹿红，并引得众人评点，在近年来的纪录片传播中并不多见。在对大众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