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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沉重“爬”到轻盈“游” 　　一个真正热爱写作的作家，在创作时都难免受到渗透入骨子里的家乡文化的影响。弗洛伊德从“去”和“来”的游戏中发现孩童在成长中被家人用语言引导着适应社会的潜移默化的过程。经拉康解读和齐泽克继承后，这种理论转化为揭示儿童从出生开始，就经受着心理重塑的被异化的痛苦。对作家来说，这一塑造过程是与生长纠缠在一起的，无法明确分开哪部分是自然的成长，哪部分是文化塑造的结果。作家在认真面对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时，不得不展示家乡文化的影响，或者不得不摆脱家乡文化的束缚，接受文学传统的再塑造。 　　一、沉重的生活观：爬 　　张悦然出生于山东济南，血液中流淌的是齐鲁大地的厚重文化。新时期以来，以莫言、张炜、尤凤伟为代表的山东作家群备受文坛关注，在他们笔下，山东人展现着朴实雄厚的生活作风，男人们用宽厚的肩膀扛起历史的闸，把光明和美好的生活引到人间。这几位男性作家都饱经沧桑，经历了政治风波的洗礼和社会形势改变的考验，所以铸就了视野宏阔、气势雄伟的文风。 　　对于“80后”女作家张悦然来说，这种男性的雄风她是隔膜的，她无法像这三位前辈男作家那样塑造出敢迎面生活浪潮考验的阳刚的男性形象。宏观的历史视野她也是隔膜的，在她成长的过程中，一切都是具体而且充满着暂时性。她关注了自己刚刚展开还略显稚嫩的生活点滴，使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她似乎不同于山东作家文学风格的作品中，却以独特方式存留着山东文化影响的痕迹。 　　发现这一现象的是她的前辈作家莫言。在为《樱桃之远》所作的序中，莫言指出，虽然张悦然的生活轨迹很简单，她却展示了这个看似简单实则斑驳陆离的世界。她既展现了自己的青春放纵和反叛传统，也在寻找着成长中令自己迷惘的问题的答案。她的作品，代表着一代新人对困扰人类灵魂的基本问题艰难思索后得出的答案。在为《葵花走失在1890》这部短篇小说集所作的序中，莫言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悦然小说的价值在于：记录了敏感而忧伤的少年们的心理成长轨迹，透射出与这个年龄的心力极为相称的真实。”在小说中，莫言发现了张悦然对生活的态度，“她的作品充满了凌越现实的巨大冲动和使人警醒的批判力量”。但她与山东作家的传统风格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不同正如莫言最后指出的，“伟大的文学，从不单纯停留在梦幻的层面上，它要涵盖历史，涵盖广阔的现实与责任，涵盖琐碎、艰难而具体的现实人生。” 　　从莫言的分析和评论中，我们可知在记录自己具体生活历程的张悦然的笔下，她那带着山东人坚韧乐观的生活态度，是展现小我与生活抗争的“爬”的过程的记录，即个人在生活中挣扎，为美好幸福的生活奋斗的过程。 　　正如《樱桃之远》中为了自己的幸福而满心算计的母亲曼。曼曾是全省最大的歌舞团的当家花旦，因结婚生育失去女一号的位置，歌舞团没落后夫妻两人一个醉心于舞厅一个专心于麻将，两不相扰。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把女儿丢给母亲（婆婆）照看。随后丈夫去世，这给了曼重新安排自己生活的机会。她利用自己在舞厅建立起的人脉，很快就锁定了热爱歌剧深黯艺术并且妻子去世和不到10岁儿子生活在一起的陆逸寒。他是一个俊朗阔绰的男子，为人谨慎正派，可以依靠终身。而曼的女儿璟也钟情于自己的继父，她跟随母亲搬到桃李街生活。在与母亲展开女人间竞争的过程中，她被送到寄宿学校。凭着对继父的爱和女人吸引男人本能反应，她戒掉了嗜食的毛病，成长为一个美丽出众的女孩。当她带着无比自信要和陆逸寒重建新生活时，陆逸寒离开了这个世界。生活的考验开始了，自己尚未完成学业，虽无血缘关系却有着亲密伦理关系的弟弟小卓，也需要抚养。于是琮开始打工挣钱，并且拼命写文章，为了自己重回桃李街3号，重新回到自己最初计划的，要和陆逸寒共同努力，摆脱曼开始新生活的地方。 　　梦虽已破灭，心还想重回梦境。正是为生活所迫而步履蹒跚的“爬”，艰难地适应着生活。所以莫言说张悦然笔下没有涵盖历史和人生，只有一己的悲欢，没有扛起生活闸门的勇气，只有在生活泥潭中爬行的艰难挣扎，以无比的热情参与生活中优胜劣汰的竞争。 　　二、融入社会之痛：依靠还是独立 　　莫言曾指出张悦然的小说中没有宏大的人生记录，不情愿过早堕入世俗，不信奉金钱与权势，那么剩下的只有爱情。爱情对张悦然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爱情不仅代表着年龄的增长，心智的初步成熟，也代表着寻找自己的社会位置，固定自己漂泊灵魂的努力。约翰·菲斯克在《解读大众文化》中曾指出，女性要通过达到被男性“爱”“看”的标准实现自己融入社会的目的。那么女性就要首先确定自己与商品社会的关系，从衣着、装饰和举止风度上确定自己与商品社会合谋的关系，才能使与商品社会由同一文化逻辑建构起来的男性产生关注的兴趣，也就是使他们“爱”“看”眼前这个披戴着商品社会标签的异性，这个只保留了自己的肉体，早已交出自己的精神与灵魂的异性。 　　女性融入社会的过程是艰难的，她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