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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出版媒体品牌和产品化渠道 　　“2012年，苏静离开文治。”本是以这样一句开头，后来换成“2004年，苏静进入磨铁图书。”有些事，不如从头开始说。 　　苏静在进入磨铁图书之前，已积累了一些图书策划、编辑的经验。他做的第一本书，是自己的一本画册《吉姆苏漫画档案》。2003年，苏静离京在家躲避“非典”。因为无聊，随意涂鸦了几百张画作，朋友看到这些意兴之作，建议他付梓出版。后来果真有出版商愿意出版这本画册，苏静还包下了设计、制作部分的工作，找了同学一起设计、排版。如今说起这本画册，苏静笑说，“当时印了七八千册，有没有卖掉就不知道了。不过后来还挺想认识那位书商的。” 　　再后来，因为有朋友看中苏静在视觉和文字方面的能力，请他做图书策划，苏静便开始进入出版圈。苏静说自己进入出版的心态“有点像是玩着进来的”。“我是以一个好玩的心态进来的，所以虽然是工作，但基本上还是一个兴趣。不懂的，也会去问，而且很愿意去做一些大家都不愿意去做的事情。那时候觉得市面上的书，我可以做得更好。比如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用特殊工艺去做书封，现在看是很初级的东西，但就是这样的心态，一边学、一边玩，同时还能挣钱，这事儿干得还挺带劲。”这种心态，也使后来的文治呈现出不同其他出版品牌的特质和版图。 　　文治，品牌的创立 　　文治，是2009年苏静在磨铁图书内部创立的独立品牌。 　　创立之初，是一个疯狂的状态。李海鹏《佛祖在一号线》、袁腾飞《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王卯卯《我兔斯基你》、Hans《阿狸·永远站》……文治第一波引起了不小轰动，其中《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四本甚至累积卖到200多万册。“那一波，其实就是在2009年上半年一起爆发的。那些书的销量没有上百万，也有二三十万。其中有一定的运气，但重要的是，前面做的很多工作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很多东西就爆发了。” 　　创立文治之前，苏静长期担任磨铁图书的编辑部主任，策划编辑了不少畅销书。但对于他个人来说，按着公司的规定步骤做畅销书，并不见得是自己擅长和如愿的，虽然这些书的销量也很不错，但对于苏静来说“没感觉”。但后来文治的“如鱼得水”，则应该归功于此前几年的“没感觉”。“前几年，突然进到一个公司。公司有一定的指标，说简单点儿，你确实把书看成更快挣钱的方式。我不是一个非什么书不做的人，我坦率地说。但从一开始我自己就懂得如何去分工合作，怎么样在一个组织里面把东西做出来，达到商业的预期。那几年可能就是这样的训练，这种感觉很微妙。” 　　很多编辑评判一种类型、一本书是否值得出版的择选标准或许多是基于数据或先例，但对苏静来说，更为依赖作为编辑的经验，“后来我向日本最大的出版社讲谈社的国际部主管问了一个问题：你如何决定一本书的首印数？当时他拍了下脑袋，他说全部靠编辑的经验。编辑的经验是什么？一个有经验的人一瞬间做出的决策，他知道什么赔钱什么赚钱，就这么简单。”正是此前积累下多年的编辑经验，使得苏静在执掌文治的短暂两年里，出版《永远的林青霞》、《一个外交官使华记》、《志明与春娇》、《影武者》、《佐藤可仕和经营术》、《周家后院》、《故事效应》、《天堂美术馆》等等众多各类别图书，迅即打响了文治品牌，打开市场。 　　《知日》：Mook形式的品牌积累 　　“2008年、2009年的时候，我觉得缺少一个连续记录日本文化的媒体，我们查日本的资讯挺难的，要么永远是那些话题或者根本没有某个话题，要么就是太商业化，加上自己又很感兴趣。一开始没想到做这个东西，但自己做久了出版，从职业的角度，我们要做各种各样的品种。当时比较职业的思考是，希望有连续的、积累书的方式来出，有人持续买单。”苏静谈到2011年发想、创立《知日》时说道。 　　所以，苏静利用《知日》Mook的形式来积累品牌。“Mook形式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它结合了书跟杂志的特点。你为什么还需要纸媒，因为它重在保存，每一本《知日》你都可以保存。但它没有普通杂志的时效性，我们的选题是去时效性的，我们每一期的主题都是经典话题，而非风潮性话题。所以，以连续的《知日》品牌来出，像是筑墙，每出一期就是一块砖；但是书籍出版，是很累的。因为每一块是平行地垒砌。比如《盗墓笔记》出到第八本，理论上还可以出，但品牌延展性不如媒体。”所以，苏静利用Mook的形式将《知日》的品牌累计下来，每一本都可以重复消费。同时，培养起了《知日》的忠诚度。而且后来还有一个现象是，《知日》作为文治的一个品牌的效率也开始体现，很多人开始谈论它，比起几十万销量的书的品牌的影响力更大。包括后来日本电视台、电台也做了专题访问。 　　《知日》成为了国内最早成立的、唯一的定位于关注报道记录日本的书系，此后国内一些报刊也纷纷尝试以自己的平台来关注日本文化，但均不及《知日》。《知日》的横空出世，绝对是2011年最艳丽的一道光。但起初，《知日》并不被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