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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清末中学堂德育 　　摘要：一百多年前清末实行的教育改革奠定了我国近代中学教育的基础。在以尊君尊孔为核心的教育宗旨指引下，清末兴起的中学堂实施了以读经讲经为重点的德育课程，推行了以制度考核为手段的德育管理，体现出社会转型期新旧杂糅、中体西用的时代特色。清末中学堂德育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仍未实现其拯救统治危机的初衷。 　　关键词：清末中学堂；教育宗旨；德育课程；德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2）10-0059-06 　　中学阶段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所接受的教育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中学德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或阶级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对中学生施加思想、政治和道德等方面的影响，并通过中学生积极的认识、体验与践行，以使其形成一定社会与阶级所需要的品德的教育活动。一个世纪前的清政府，为了挽救末世危机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实施新政，在教育方面采取了兴学堂、废科举等诸多措施，期望通过兴办新式教育培养出能够维护其统治的新式人才。清末中学堂及其德育正是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探讨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人和事，对于今天的学校德育亦不无裨益。 　　一、清末中学堂的兴起 　　在中国传统教育中，从三代开始就有“小学”、“大学”的观念，但没有“中学”的说法，近代三段式学制系统中的中学教育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中学堂则是伴随着清末教育改革兴起的。庚子之役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机，举国上下要求变法呼声日益高涨。此种形势下，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不得不宣布实行“新政”。1901年1月，还在逃亡途中的慈禧太后颁布上谕，命内外臣工“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使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1]诏书的颁布拉开了清政府在各领域实施“新政”的序幕，其中就包括新一轮的教育改革。 　　“新政”中???教育改革以张之洞、刘坤一于1901年7月提出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指导思想，在第一折第一条就对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学制提出了设想：“臣等谨参酌中外情形，酌拟今日设学堂办法，拟令州、县设小学校及高等小学校、府设中学校、省城设高等学校、京师设大学校”[2]。同年9月，清政府命令各地兴办新式学校，称“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院。”[3]这是“新政”时期以政府的名义下令兴办学堂的开始。按照清政府命令，各地纷纷兴办学堂，但在兴学之初，学堂发展缓慢，很多地方不知该如何兴办新式学堂。为了推进各地兴学，1902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管学大臣张百熙进呈的《学堂章程折》，共包括《钦定中学堂章程》等六个章程，对各地兴学进行指导，该学制即“壬寅学制”，是我国近代第一个由政府颁布的系统的学制。然而，由于学制本身存在的问题及清廷内部的斗争，该学制并未贯彻执行。次年，清政府命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重定学堂章程，于1904年1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该学制由22个文件组成，对国家的教育体系、课程设置及学校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初步构成了以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为主干的国民教育体系，这是我国近代第一个由政府颁布并真正得以实施的学制。新学制实行后，各地学堂数量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但从总体来看，学堂发展依旧缓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举制的阻碍。 　　科举制度在隋朝作为九品中正制的否定物刚刚出现时，体现出一定的进步性，但在历经千年运行之后，其所存在的弊病越来越多。到了清末，科举制度成为新式教育发展的严重障碍，朝野上下呼吁改革之声愈发强烈。先是要求改变科举考试的内容“废八股取士之制，改试时务策论”[4]，进而要求递减科举取士名额，1903年，张之洞等建议采取分科递减的方法，用学堂取代科举，欲图渐渐实现停科举、办学堂的过渡。1904年1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奏请递减科举，称：“奉旨办学堂已两年有余，但因科举未停，士林以为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所以人情不免观望，必须断其希望，科举立时停罢”[5]。清政府很快批准了这个奏折，称：“著自丙午科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届时候旨遵行。”[6]1905年9月，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上《奏请废科举折》，请求立停科举，推广学堂，疾呼：“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7]迫于形势，清政府诏准“著自丙午（190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