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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成学现代学术史语境分析 　　摘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新闻学大意》、《实际应用新闻学》，《中国报学史》等有关新闻学理论、实务和发展史经典专著陆续出版，标志着新闻成为一门学科时代的到来。置身这些文本产生的现代学术史语境，文章从西学东渐的背景影响、学术整理的氛围推展和研究环境的宽松变化等方面，分析其新闻研究样态及所以为学的历史成因。作为一种专业研究范式的出现，推动了新闻传播学发展，也为学科的繁荣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新闻；学术史；语境；分析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5-0135-006 　　新闻学在信息时代已俨然成为一门显学，然而，相较传统文史哲等学科，新闻成为一门学科的历史还很年轻。1918年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从“学”的角度，即具有自身的知识系统，学理内涵，学术价值的中国新闻学研究登堂入室了。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1919年）、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年）等有关新闻学理论、实务和发展史等构成学科框架基本内容的经典专著陆续出版，为新闻成学奠基。 　　为什么在这一时期有系列新闻研究专著，以致新闻得以成学，对此探讨无疑可以增强新闻学的历史底蕴。置身于这些研究文本产生的现代学术史语境，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 　　一、 西学东渐的背景影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的学术界也处在古今交替中西融合创新的发展阶段，学术的转型也同步发生，现代新知讲求分门别类，文史哲分立，新的学科纷纷得到建立，并逐步有了成果的积累。受西方的学术思想文化的影响，中国学术界开始发生新的变化，由和合融汇到学科分类，从通儒之学到专家之学。 　　西学东渐的潮流肇始于晚清，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就此现象的产生，分析当时的社会心态：“盖自道咸以来，内忧外患，纷起迭乘，国人思变之心切，旧学日遭怀疑，群盼西化，能资拯救。”[1]3人们顺应时世的发展变化，注重学??的经世致用，如国家的富强靠财力支撑需要有经济学，而闭塞不通导致国弱家贫，为去塞求通，故需要报学（即新闻学）。传统学问讲求会通，围绕义理、辞章、考据展开，而学问家的评价标准则强调“一事不知，儒者之耻”，这些与传统社会发展缓慢有一定的联系，而社会转型到来近代，系统纷繁复杂，求学凡事皆知已越发不可能，且面对时代变化出现的新领域、新问题变得严重不适应进而“失语”，故学术转型势在必行。 　　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决定了学术差异，钱穆认为“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1]1到了近代，西方分科的概念传入中国，各种新学科的传入与兴起，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改变了传统的学问之道和学者的自我定位，传统学术领域产生蝉变，最终“分科”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这种分门别类的专家之学为什么能得以成风气，学术史上考察目光都自然聚焦到胡适身上，成为一代学人口中“我的朋友”的胡适，在吸收传统精华、摆脱旧学羁绊、借鉴西学方法、确立新范式方面为人仰慕和尊从。在钱穆看来专家治学就与胡适批判传统、主张西化有密切关系，由于“旧学宏博，即需汇通，又求切合适宜，其事不易……适之又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可以脱离旧学大统，不经勤学，即成专家。”[1]3所以便有了“治学则务为专家，惟求西化”[1]5的状况出现。钱穆的论述体现了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引领中国学术及思想文化界发展上的巨大影响力，而对“专家”的评价无疑有他自己的立场，当然也是现实学术界的反应。按照通儒的标准衡量，二十五岁留学美国的徐宝璜那也就只能算是个有限的“专家”，但问题是追求通儒之学，就不可能有新闻学的“开山”之作产生。 　　大学教育使西学在中国立稳了脚跟。来自西方的现代大学教育制度替代了中国传统的书院式教育制度，学术分科、分治与学科建设、课程体系设置联系在一起得到了彻底的强化，术业有专攻的人生态度和职业追求，通过专业教育得到制度化的确认。在这种教育与学术合力作用下，1918年，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新闻学开始自己的学术之旅。 　　“新闻学研究会”由当时刚从美国研究新闻学归来的徐宝璜主持，由他和著名的报人邵飘萍担任导师，对中国新闻学的研究起了积极的倡导作用。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又名《新闻学》1919年出版），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又名《新闻材料采集法》，1923年出版），另外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年出版）（在此前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也于1917年出版），为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新闻学理论、实务和发展史等方面的研究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