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一致性”表象与本质.docVIP

“公共一致性”表象与本质 在纳粹体制看来，大众是“愚蠢而健忘的”，须不断以重复的口号、身体语言来灌输“真理”。 　　要理解20世纪的政治，从德国宣传体制的建立、运作及其逻辑，崩溃及其原因等入手，可能会是一种最有效和简便的方式之一。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译著美国传播学者彼特沃克的著作《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就是这样一部典范性的著作。作者从德国宣传体制的崇拜文化之形成、内部等级结构、娱乐文化的角色、公共与私人生活等角度，在一个对照性的历史框架之中细腻而敏锐地呈现出了内在于20世纪德国的这两种不同宣传体制的异同。 广场政治vs 科学方法 　　一个最核心的差异就是纳粹德国的宣传更多地诉诸广场政治，以激情、口号与一种被塑造出来的集体感来感化民众，而民主德国尊奉科学原则，试图通过说理、辩论、科学逻辑等方式来扩散其认定的历史规律或真理。正因为此，前者往往走向一种反精英主义（自然包含反智主义的倾向）的“先锋队政治”，这种反精英并未与民粹主义结合，反而同时在骨子里贱视民众。在这种理念主导下，建筑形式、领袖形象与元首讲话、重大节日的庆典、起源式的神圣感等都变得非常重要。这一体制就是要让这些元素成为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民众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从而达成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命运休戚与共的集体心态。在这种纳粹体制看来，大众是“愚蠢而健忘的”，而大众面对的是一个“超出了他们理性和逻辑理解能力的复杂世界。任何通过复杂的论辩来征服他们的企图必定会失败。无知和健忘的人们需要所有的帮助，这样才能踏上通往真理之路”。那么唯一可以动员民众的就是公共广场上的演讲了，希特勒认为“激情更容易通过演说者的直接在场而不是一页文字激发出来”。 　　在纳粹德国的戈培尔们看来，密尔所谓思想的自由市场论只会在无知的民众中间造成进一步的思想混乱和情感错乱，复杂性和公共辩论是庸众之敌，一个为极权主义宣传者广泛接受的共识就是“大众理解黑和白，而不是灰的阴影部分”。正因为认定大众只有低度理解力，因此不断地以口号、重复、身体语言等来进行的灌输就显得非常重要，在戈培尔们看来，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至少在统治效果上会达到同等程度。彼特沃克认为“这种宣传是一场独白，而不是一场对话。它压制了对立的观点与视角”。 　　民主德国的宣传系统则呈现出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如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出版物所言，“宣传的艺术非常接近于精通的观念，包括可靠的专业知识、造诣和才能”。所以，民主德国的宣传员有一个详细的阅读清单，包括马列主义的一般经典著作和各种专业文献等。民主德国宣传系统信奉德国的理性传统，可以说是启蒙运动的继承人，将宣传当作启蒙事业。在民主德国，宣传系统分为宣传与鼓动两种形态，前者是从深度上处理观念，宣传被定义为“对政治的、哲学的、经济的、历史的、科学的、技术的或其他的知识与观念进行系统散播与周密解释”；鼓动则更多是功能性的。显然，民主德国的宣传动员体制更趋复杂和精致化，两者互为援引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彼特沃克则对两者的相异之处看得通透：“如果纳粹的原则是感情呼吁、简明易懂、重复、力量、领导力和信念的话，那么东德则把宣传看成是一种科学方法，意图劝说大众遵照他们自己最好的利益而行动。”可见，无论是对于反智的纳粹德国还是精英主义的民主德国，在宣传上都重视“重复”技艺的运用，在一个信息、价值和思想来源高度封闭和单一化的社会空间里，这种追求确定性的重复和简化往往能够塑造一种公共一致性的幻觉，从而让个体摆脱存在的焦虑感和道德上的负疚感。 对宗教的“戏仿” 　　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在宣传上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存在差异。根据彼特沃克的研究，纳粹德国大量运用基督教的意象，通过赋予1923年11月9日希特勒的“起义”及其挫败以一种根源上的牺牲感和神圣感，将之设立为全国性的节日，通过演讲、广播、报刊、纪念仪式等，将希特勒的16个被击毙的追随者塑造成了纳粹圣徒的形象，以身殉道者、牺牲、圣物、复活、耶稣受难者以及朝圣等这些宗教语言被挪用到对纳粹主义的描述上，从而唤起受众身上潜藏的宗教感。比如1935年的纪念活动就是这样描述这群受难者：“为了摆脱困窘、痛苦、卑贱、绝望的深渊、毁灭的无序境地与毫无抵抗力的屈从，这些不为人知的战士们，他们的名字就像一声惊雷，穿透了人们之间悲惨的孤立的茫茫黑夜。为背叛而复仇是他们心中燃烧的火苗，在痛苦中锻造，不幸中形塑，受伤者的荣耀中坚固成形的复仇，几乎取消了死亡，这就是伟大的，不可复制的复仇。”极权主义政治都擅长操弄人最基本的情感，它将人类面临的个体性苦难，阐释成为一种整体主义的悲剧，从而在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将来与过去之间划出一道醒目的天堑，要求其治理下的个人按照其旨意痛恨后者而讴歌前者，受难感与复仇感奇特地融合在一起塑造了个人一种充满“悲剧性的崇高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