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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问题” 　　1951年11月，联共（布）中央为评定苏联科学院组织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书稿，召开了经济问题讨论会。斯大林根据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于1952年2—9月间，写了《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相关的三封信，于当年结集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该书根据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一些基本规律，涉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经济规律及其性质、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三大差别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问题。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在斯大林逝世后，于1954年正式出版的。随后经过多次修订，到1958年出了第三版。第三版前言说，新版“更加详尽地分析了两个世界体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过程及其规律性”，“补充和更换了一些新的实际材料，对许多原理作了某些发展”。很明显，《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两本书观点相似，互为补充。 　　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多次阅读这两本书。1952年12月，《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刚翻译出中文版。毛泽东就批示将其作为在京高级干部的学习材料。1958年。他又三次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作了不少批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卷收录了主要批语。1958年11月9日和10日，他还给出席郑州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干部，讲解了这本书的前三章。这个讲解记录，也多有披露，主要内容以《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为题，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泽东专门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阅读。参加读书小组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党内“秀才”。他们边读边议，逐章逐节讨论，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谈话。参加读书小组的同志将他的谈话作了详细记录，保存下来的有两个本子，一个叫《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二个叫《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前者将毛泽东的谈话按问题做了归纳，加了小标题；后者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顺序，以边读边议形式，记录了毛泽东的原始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节选了部分谈话记录，分为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等四个部分，24000字左右。 　　对这两本书，毛泽东始终以分析的态度来阅读。在评论中，常常指出书里哪些讲得正确，值得注意；哪些不正确或不太正确，应该怎样理解；哪些讲得模糊，作者自己都还没有搞清楚。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不足，毛泽东认为：第一童讲掌握规律，但怎样掌握规律没有提出；斯大林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值得研究；这本书从头到尾没有讲到上层建筑，没有考虑到人；最后一封信几乎完全是错的，基本错误是不相信农民；计划经济有话没有说完；工农业关系、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没有讲清楚；对于轻工业、农业不够重视，等等。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不足，毛泽东认为：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人手，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清楚；书中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书里表达出想用经济力量控制别的国家，对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有利，等等。 　　毛泽东阅读和评论这两本书，从头到尾都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涉及新中国搞建设，哪些搞得对。哪些搞得不对，原因在哪里，今后应该怎么办。例如，谈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提出：“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他在读该书的批语中甚至提出，把书中的“‘我国’（指苏联）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一贯联系实际读“本本”的风格，在这里又_次得到生动体现。 　　毛泽东在这段时间为什么如此集中地提倡并带头阅读这两本书？他在阅读中实现了怎样的收获？ 　　（一）从大的历史背景看，毛泽东读这两本书是为了弄清楚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带规律性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怎样搞建设并没有经验，开始时不得不照搬照抄苏联的一些做法。对于这种“抄”，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评价说：这“是必要的”，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怎么走出中国自己的路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事实上，从1953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开始，毛泽东就在思考探索中国自己的路了。虽然能够参考的还是苏联的东西，但思考的重点却转向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这个新鲜课题。 　　毛泽东1953年为悼念斯大林写的文章中，之所以专门提到《苏联社会主义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