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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到国歌漫长之路 　　1949年9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进入倒计时，《人民日报》显要位置刊登了一条重要消息：“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重大决议”。 　　“决议”共分六项，其中第五项是关于国歌的：“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此项决议传递出这样的历史信息，新中国成立之际，国歌并没有被确定，而《义勇军进行曲》只是代为国歌。 　　六十余载，新中国走过了漫长的历程，这其中，国歌的确立又经历了哪些曲折，权威解密档案揭开了答案。 　　在海选的基础上产生国家标志 　　国歌像国旗、国徽一样，是一个国家必不可少的象征和标志。在举行隆重集会、庆典以及国际交往等仪式上，通常需要演奏或演唱，以抒发爱国之情。 　　1949年春天，新中国尚在紧张的-筹建之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按照大会规定，开幕式各国代表团入场时，要同时奏唱本国国歌，这让应邀出席的中国代表团陷入窘境。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用《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只是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不甚合适。新生共和国马上就要成立了，中华民族即将迎来的是灿烂的明天。于是，郭沫若将这一句改为“中华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 　　代表团回国后，将这一情况向上级汇报。于是，在纷繁复杂的共和国筹建工作中，又被列进制定国歌一项。1949年6月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六个工作小组，其中第六小组专事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 　　第六小组组长是博学多才的马叙伦先生，副组长是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不久，因叶剑英工作忙，又增加了沈雁冰（茅盾）任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成员组成都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高级知识分子，有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刘王立明代）、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秘书是彭光涵。 　　7月4日是个星期一，其实对于大部分筹备会成员来讲，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概念早已模糊。下午三点，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召集人叶剑英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的第一次会议。 　　对于以何种方式为新生的共和国确定标志，叶剑英提议，是不是可以用筹备会的名义，公开向全国人民征求意见。要在广泛征集（相当于今天的“海选”）的基础上产生国家标志，首先就要拟订出国旗国徽国歌的征集条例，并成立评选委员会，这也是第一次会议的中心议题。讨论结果，小组成员一分为二，8人为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成员，包括翦伯赞、蔡畅、李立三、叶剑英、田汉、郑振铎、廖承志、张奚若。5人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成员，有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此外，两个小组还要分别再邀请学识渊博的专家参与讨论。 　　条例草案由郭沫若、沈雁冰和郑振铎起草，并推举郭沫若向常委会报告。 　　7月9日，《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草案）》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前。启事中明确了对国歌的征集要求：“（甲）歌词应注意：（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新民主主义；（4）新中国之远景；（5）限用语体，不宜过长；（乙）歌谱于歌词选定后再行征求，但应征国歌歌词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须用五线谱）。” 　　周恩来认真审阅了启事，做出批示：“照此印送各常委，征求同意。”工作人员火速印制200份。第二天，秘书处便将附带意见回函的启事分送毛泽东、朱德、李济深、张澜、林伯渠、沈钧儒、蔡廷锴等人征求意见。反馈结果，一致“完全同意”。 　　为争取时间，新政协筹备会随即决定，要在北平、天津、沈阳、哈尔滨、大连、上海、汉口、济南、青岛、开封、西安、南京、香港等13个城市的报纸显要位置刊登启事，第一次连续登七天，第二次隔一天登一次。所需费用新华社汇总后，由筹备会支付。新华社通稿要与启事（草案）一并归档。 　　7月16日的《人民日报》把征集启事排在了显要的左侧报眼处，虽然只有豆腐块大小，但这却是关系到新中国未来的标志，寄托了国人对新生共和国的期望。一石激起千层浪，消息迅速向全国乃至海外传开，不日，一幅幅精心设计的国旗图案，一首首充满激情的歌词，便从祖国的大江南北，甚至从美洲以及印尼、马来西亚、朝鲜……飞向筹备会。 　　歌词复选提出13件作品以供讨论 　　8月5日下午，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饭店六楼大厅，第六小组第二次会议如期举行。翦伯赞、沈雁冰、郑振铎、马叙伦、张奚若、郭沫若、钱三强、田汉、欧阳予倩等准时落座。会议主席马叙伦首先向大家报告好消息：截至8月2日，短短半个月，就收到各方寄来的国旗、国徽、国歌歌词612件，其中，国歌歌词有125件。 　　对这些稿件怎么处理，如何评选，与会者意见并不统一。大家开诚布公，畅所欲言，毫不隐晦地把自己的观点全盘托出。最后达成三项决议：一是马叙伦和郭沫若分别兼任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两个初选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