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视野中中国“苹果”.docVIP

《纽约时报》视野中中国“苹果” 　　从2012年初到年底，《纽约时报》发表了有关“苹果”iPhone引发电子经济（iEconomy，i经济）的九篇系列报道，一举拿下了2013年的普利策解释性报道奖。普利策奖委员会表示，关于“i经济”的报道“深入调查了‘苹果’和其他科技公司的商业行为”，揭露了“对劳工和消费者而言变化中的全球经济不为人知的一面”。系列报道最引人入胜的悬念就是“苹果”为什么选择中国作为其全球产业链的核心？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中国具有超强的执行能力 　　据《财富》杂志的专栏作家菲利普·埃尔默·德威特披露，2004年夏天，摩托罗拉总裁桑德尔傲慢地对乔布斯说：“当你离家外出时，你需要带上钥匙、钱包，还有你的手机，但iPod不在这个清单之中。”被激怒的乔布斯决定秘密研发一个绝对能和钥匙一起放进口袋里的“家伙”。 　　2005年，发明电烤箱隔热玻璃的美国康宁公司秘密研发代号为“大猩猩”的手机钢化玻璃屏。2007年2月，iPhone发布一个月后，乔布斯就给康宁公司打电话，要求康宁在短期内大量生产1.3毫米厚的钢化玻璃，可当时“大猩猩”还只是一个概念。3月底，康宁完成工艺设计。《纽约时报》报道说，2007年5月（第一代iPhone于2007年1月9日发布，并于当年6月29日正式发售），苹果手机正式发售前一个月，乔布斯在数名副手面前愤怒地举起iPhone原型机，让所有人看清屏幕上的小划痕。接着，他掏出一串钥匙说：“我不会卖一只会划花的产品。我想要玻璃屏，必须在六个星期内给我搞定。”当月，康宁在肯塔基州的哈罗斯伯格工厂开始试生产。6月，产能提升到足以覆盖七个足球场的规模。这些每片1.52平米的玻璃装箱后，通过卡车、火车、货船运抵中国深圳的切割厂，然后在深圳富士康工厂装配后，用联邦快递空运回美国。由于从东海岸到中国的船运单程最快也要半个月，因此要想按时发售，必须在几天内把玻璃切割打磨成几百万片屏幕，并进行装配和测试。 　　《纽约时报》报道说，据一名“苹果”高管回忆：“富士康的工头立刻在公司宿舍内唤醒八千名员工，给每名员工派发一块饼干和一杯茶。（员工们被）分别指派到各个工作岗位，不到半小时???开始了给斜面框架安装玻璃屏幕的长达12个小时的班次。96小时之内，这家工厂就以每日过万台的速度生产手机。”随着iPhone的成功发售，各个手机厂商纷纷向康宁定货。由于主要手机制造厂都在中国，所以康宁也开始在中国设厂。 　　《纽约时报》的故事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美国仍具有超强的研发能力和最优秀的工人；第二，中国具有超强的执行能力。 　　不仅是廉价劳动力的“软成本”优势 　　目前“苹果”在美国雇佣4.3万人，海外员工2万，仅为通用汽车上世纪50年代拥有40多万员工的零头。为什么“苹果”不能在美国雇人生产？仅仅是因为中国的人力成本便宜吗？在《纽约时报》看来，答案是否定的。美国的人力成本即便高出中国几倍，但工资并不是所有成本的大头，“苹果”付得起。 　　《纽约时报》引用一名“苹果”高管的话说，对于“苹果”前首席运营官库克来说，聚焦亚洲归根结底在于两点：第一，亚洲工厂可以“快速扩张或缩编”，第二，“亚洲供应链超过了美国”。 　　目前，“苹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全部供应商和代工厂的人数多达70万人。《纽约时报》引用“苹果”全球供应经理珍妮弗·瑞格尼的话说：“他们可在一夜之间招聘三千人，美国有哪家工厂可以一夜招三千员工并说服他们搬进宿舍？”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中国企业符合“苹果”的一切要求：严守客户机密，工作效率高，高度服从客户意志。更重要的是，一旦经济不景气，这70万人的劳动大军可以通过“听话的”供应商轻易地“缩编”裁员。而在美国，这意味着打不完的官司和天文数字般的赔偿。 　　中国的供应链之完备无人能敌。至今单身的“苹果”总裁库克每天早晨四点起床，首先通过内部的全球零部件供应商咨询系统了解库存情况。十多年前，库克主导关闭了“苹果”的所有工厂，把供应商转移到中国。从此，“苹果”成为一家“轻公司”，重活儿交给太平洋对岸来完成。因为在美国很难找到大片工业用地，而在中国，政府给予补贴的开发区到处都是。《纽约时报》引述一名前“苹果”高管的话：“现在所有的供应链都在中国了，需要一千片橡胶衬垫吗？隔壁工厂就有。需要一百万枚螺丝钉吗？下一个街区就有一家厂。想对螺钉做些改动吗？三个小时就搞定。” 　　这个产业链已经不仅仅是廉价劳动力的“软成本”优势，而是包括材料、仓储、运输等在内的“硬成本”优势。也就是说，即便中国工人的工资和美国一样，由于装配工厂都在中国，如果选择在美国建厂，那么高昂的运输成本远大于人力成本。由此看来，中国产业链所形成的巨大的先发优势才是“苹果”不得不选择中国的最主要的原因。 　　中国的“苹果的缺口” 　　“苹果”的标志是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