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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亟需“信”字新升华 　　信 　　排名：第2位 得票数：7897 得票率：72.2% 　　精华阐释：“信”的本意可以理解为：人言则无不信，说话必须算数。“信”字成为治国治军甚至治家中一种主流的通行观念。“盟所以周信也”；“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民保于信”……信用被视为“和平”、“秩序”的维持因素，在动辄盟誓的社会环境中，人言一出，确乎不得随意反悔。同时“能信不为人下”，人们将信用视为立身保障。 　　从现有出土材料来看，“信”字并未在最早的汉字文献中现身，只是到了战国时代，它才突然以林林总总的形态冒了出来：或是“人”与“口”的组合，或是“言”与“身”的组合，或是“人”与“言”的组合，或是“身”与“口”的组合，或是“身”与“心”的组合，或是“人”、“心”、“玉”的组合。 　　对于最早出现的这一批“信”字，学界一般认为都是形声字，即：“人”或“身”旁为表示读音的声符，而“口”、“言”、“心”旁为表达字义的形符。至于那个“人”、“心”、“玉”组合的字形，则是在“人”、“心”组合的“信”字上再加注“玉”来表义，这样，“伈（信）”就成了声符。从文字学角度来看，对战国时代诸多“信”字的上述解读是相当符合逻辑的：“人”、“身”提示“信”字读音，具有古音学上的依据，而“口”、“言”、“心”作为“信”的表义偏旁，也都在人们常识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至于“玉”充当“信”字表义偏旁，则与上古文献中多有析玉以为信物的记载相对应，同样容易理解。然而，我们无法回避的是，在汉字研究史上，关于“信”字结构的理解，乃是一个富于争议的话题，而聚焦这种争议，有助于我们认识上古中国人诚信观念的存在状况。 　　《左传》三则故事中的“人言为信”，说话必须算数是一种主流的通行观念 　　现在依然通用的一个成语叫“人言为信”，而这个成语，正来源于《说文解字》对于“信”字的说解。很显然，在《说文》里，“信”字被解释成一个由“人”、“言”会意的单纯表意字，而并非是一个形声字。对此，当今学者多非之。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老一代文字学家方国瑜先生就指出：“信为‘从言人声’之形声字甚明。若以人言二字连续成意，而曰‘人言则无不信’，此语与事实不尽相合；盖人之出言，不定为诚信也。” 站在今人理性的立场上来观察，方先生的意见显然是更容易被接受的，在现实生活中，“人言”未必都能讲信用，既然如此，“信”字的造字意图怎么能是“人言为信”呢？ 　　然而，深入一想，我们又会发现其中的不合逻辑之处：《说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字典，也是中国文字学的开山之作，作者许慎则被公认为具有“五经五双”的权威地位，那么又怎么会在“信”字的说解上犯下常识性错误呢？事实上，汉字的造字意图，出自造字当时人们的观念，而人的观念却并不一定符合事实，也就是说，造字意图并不一定需要符合事实。既然如此，以“与事实不尽相合”的理由来否定《说文》的“信”字解说，似乎也有进一步考量的必要。 　　既然判断文字的结构类型及造字意图应当以造字之际人们的观念意识为主要依据，那么，关于“信”字的结构反思，我们有必要认真考察一下《左传》。《左传》所记史实为春秋时代，成书时间为战国初年，在时间上与“信”字生成环境的酝酿造成相吻合；另外，与同时代其他文献相比，《左传》无疑是篇幅最大，反映史实更加全面充分的一种。因此，从《左传》中探求“信”字发生之际人们关于“信”的观念意识应当是恰当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确可以很容易地从中找到很多与“人言为信”相关联的历史事件，限于篇幅，仅举三例如下。 　　第一例，是《隐公元年》记载的一个国君挖隧道见母亲的故事：郑武公之妻姜氏生头胎时难产，因而就很不喜欢这个老大（即后来的郑庄公），而偏爱小儿子共叔段，最终发展到伙同共叔段谋反试图取代郑庄公。事情败露以后，郑庄公把姜氏流放到边远地区，并对她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然而，事情过去以后，郑庄公又后悔从此不能见母亲了。一个叫颍考叔的属臣听到这个消息，便费了很多心思去见庄公，给他出了个主意：“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意思就是：您不就是发了个誓，说不到黄泉就不和你母亲见面吗？那你就挖个隧道，直到挖出泉水来，就在这隧道中的黄泉边和你母亲见面，有谁能说您不遵守誓言了呢？庄公闻言大喜，马上依计行事，终于高高兴兴地和姜氏在“黄泉”里见了个面。 　　笔者按：贵为国君，且欲行孝道，竟也不能违背誓言，可见“人言为信”在当时确有强大的制约力量。 　　第二例，是《宣公二年》记载的一个杀手自杀的故事：晋灵公不行君道，胡作非为。赵盾等臣属反复进谏，试图加以阻止。晋灵公厌恶之极，派武士去行刺赵盾。这个叫鉏麑的杀手在天还未亮的时候来到赵盾的住所，试图借黎明前的黑暗的掩护来行凶。然而，映入眼中的情景却让杀手大受感动：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