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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环境成本究竟有多高 　　30多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超常的增长，中国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然而，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我们为这种增长方式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 　　警惕“为增长而增长” 　　从供给来看，中国的发展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增加物质消耗，而不是效率改进。从1995-2010年，城乡就业人员从6.8亿增加到7.6亿；固定资产投资从2万亿元增加到25万亿元；物质消耗更是大量增加。2010年，中国的消费量占世界的比重：水泥53%，铁矿石48%，煤炭47%，钢和铅45%，锌和铝41%，铜39%，镍35%，而中国创造的GDP只占全世界的9.3%。可见，中国的经济效率并不高。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效率也有明显提高，现在则出现了停滞和下降。因为，这种提高一靠技术引进而不是自主创新，二靠制度变革的激励。一般技术的引进已经基本饱和，而高新技术的引进越来越困难，更重要的是引进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且受制于人；而制度变革的激励随着改革的停滞，作用日微，甚至成为经济效率改进和社会变革的障碍。 　　从需求来看，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因素中，中国主要依靠外部需求和投资需求，而消费需求处于停滞、甚至相对萎缩状态。从1995-2010年，中国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17.05%，2009年占世界总出口的9.6%，制造业出口占制造业总产值的1/4，纺织品出口占世界纺织品出口的80%左右。应当肯定，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初期，实行鼓励出口的重商主义政策是正确的。这是成功工业化的共同道路。但是，任何一个政策的长期实施都会走到自己的反面，它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 　　中国的投资需求巨大，且增长迅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而消费需求却受到挤压，增长缓慢。从1980-2010年，中国的投资率从34.8%提高到48.1%，而最终消费率则从65.5%下降到48.2%。进入本世纪的头10年中，除个别年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超过了消费，2009年则达到了87.6%。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发展走上了唯GDP之路，形成了一种为投资而投资，为增长而增长的格局，居民消费和社会生活则被挤到了从属的地位上。 　　这种依靠高投资、大消耗取得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创造了大量物质产品和经济收入，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与此同时，由于大量的能源和资源消耗，也生产了大量的废水、废气、废渣，破坏了自然生态，污染了生存环境。这也是中国目前最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一。如果连生存都成为问题，GDP的增长何用？因此，环境保护应当优于和重于经济发展。 　　环境恶化让经济发展失去意义 　　中国的大气污染已经相当严重。由于中国的能源消耗以煤炭为主，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就特别严重。中国的能源消耗量从1990年的8.63亿吨（标准油）上升到2008年的21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则从1990年的26亿吨增长到2007年的65亿吨。高收入国家城市空气中悬浮微粒浓度为24微克/立方米，中低收入国家为63微克，中国依靠技术进步和政府监管相结合，使城市污染从1990年的115微克下降为2009年的66微克，仍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按照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325个地级以上城市达标率只有40.9%，其中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达标率只有23.9%。酸雨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2.2%。今年以来，北京和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长时间的严重的雾霾天气，1月份竟达25天，说明环境污染已经达到何种程度。其中，PM2.5经常在100微克以上，有的高达350-500微克。根据公开的数据显示，北京1/4的PM2.5是“输入性”的，3/4则是“自产”的汽车尾气、燃煤排放、工业企业排放、工地扬和农业秸秆焚烧。其中，煤炭的“贡献率”在一半左右，汽车尾气的“贡献率”达到了22%。然而，北京机动车的保有量还在增长，今年1月10日已达520万辆，2016年将达到600万辆的上限。 　　中国的水体污染也不容忽视。6月5日为“世界环境日”，前一天环保部公布的《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报告》显示，198个城市4929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较差和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达57.3%。长江、黄河、珠江等十大流域的国土面积中，劣V类水质断面比例为10.2%。在监测的60个湖泊（水库）中，富营养化状态的占25%。广州今年首次公布50条河涌水质，其中劣V类水质39条，占公布河涌数的78%。最近又遭遇广西贺江“毒河水”的污染。 　　土壤污染已成公害。据农业部发布的2010年《我国稻米质量安全状况及发展对策研究》称，我国1/5的土地受到重金属污染，其中镉污染的耕地涉及11个省的25个地区，湖南、江西等长江以南地区更为突出，昔日的“鱼米之乡”发生了“镉米”危机。 　　与土壤和水体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