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写作“加减法”.docVIP

文学史写作“加减法” 　　“现代中国文学”作为一个学科范畴，其内涵与外延既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又区别于“20世纪中国文学”。从时空维度来说，“中国现代文学”主要涵纳从“五四”至1949年的中国新文学，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书写的对象；“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时空界限，把中国20世纪100年间生成的文学特别是启蒙文学作为学习和研究的对象，拆解了习称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三个学科之间的界碑。而“现代中国文学”学科，它在时间长度上既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30年，又超越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100年，用句流行语来表述就是“上可封顶下不封底”，其时间上限与古代中国文学对接，而下限则跟随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不断延伸；在空间的宽度上，它把现代中国生成的所有文学都纳于怀中，对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社团甚至不同体式的文学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即使有雅与俗、新与旧的区别，但只要生成于“现代中国”，就均应纳入研究视野。惟有“现代中国文学”这样的学科才能容纳“56个民族是一家”的中国共同体的所有形态、所有色彩的文学，才有可能窥见现代中国文学的全景，我们书写它或著成“通鉴”或著为“精编”才有可能展示现代中国文学的全貌。 　　为了推进“现代中国文学学科”建设，更好地总结“重写文学史”经验，深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我们20余位专家学者于2009年编写了《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09）》，全书约180万字，分为上中下三册，201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学术型的文学通史可作为文学史研究专家、中文专业博硕士研究生的学术参考用书。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本科教学中，当下使用的诸多文学史教材存在种种问题。比如，过分注重学术性和理论性，强调“提高”而忽视了“普及”的重要性；过分追求文史知识的“大而全”，对思潮流派、社团杂志的收集过于庞杂，而忽视了对经典作品“深而细”的解读赏析，细读的缺位造成了学生人文素质与审美能力的整体下滑；文学史写作与教学实践之间的脱节现象严重，教材虽然包罗万象、体例完备，但由于学制、课时等原因，若想完成所有内容的教学，只能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浮光掠影，点到为止。摩天大楼再好，如果没有入住率和利用率，也只能是极大的物质浪费；同样道理，文学史教材的结构可以理重事复、叠床架屋，但如果不能使教与学两方面都感到线索清晰、重点突出，就不是“好教材”。 　　李钧教授、蔡世连教授和杨新刚博士“与我心有戚戚焉”，并在长期教学实践中努力探索突破困境的方法，至今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学个案；而山东教育出版社也支持出版一册更具简明性和普适性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教材，于是便有了我们这次愉快的合作。经过为时一年的精心纂写和反复修改，这部《现代中国文学史精编（1900-2009）》便呈现在人们面前。本书借用了“现代中国文学”学科范畴，但既不想书写全方位全景观的现代中国文学通史，又不想书写专题史或断代史，也不是书写单纯的文学作品解读，而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真正从教师教学实践和学生学习诉求出发，结合学科功能特点、当下学术发展和教学改革经验，具有清醒的学术意图、明确的读者定位与鲜明的写作特点。 　　首先，文学史不是作家作品数量的简单累加，而是一个选优汰劣的过程；文学史写作的“加减法”透露出编纂者的历史意识和评价标准。我们认为，文学评论有一个“民族性、现代性和人性”构成的三维坐标体系，即在估定作家作品时，要看其是否有意识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学资源并进行创造性转换，是否自觉借鉴世界文学精华并具有主动“拿来”的开放性，是否注意对人性的深度开掘并促成“现代人格”的建构。只有把作家作品置于这样一个三维坐标中才会发现其文学史地位与审美价值。《现代中国文学史精编（1900-2009）》坚持了这一评价体系，做到了删繁就简、去粗取精，只关注真正优秀或经典的作家作品，从而将文学史真正还给文学与审美。 　　其次，《现代中国文学史精编（1900-2009）》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它不仅可以作为学科教学论（语文）硕士研究生、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的参考用书，更适于汉语国际教育、戏剧影视文学、文化管理、信息传播及新闻文秘等专业的本科生教学用书；它不仅可作为“大学生人文通识”教学用书，也是文学爱好者了解现代中国文学概况的“文学地图”和“游学指南”。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部实用简明、史论结合的文学史精编，使读者弄清新文学发展脉络，了解新文学史知识，特别是熟悉那些著名作家和经典作品，并能对各篇佳作进行评析和欣赏，从而使人们真正体会到文学阅读的怡悦快乐、审美追求。 　　第三，本书突出了简明性与新颖性、知识性与思想性、通畅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特点。①简明性。史迹的梳理清晰明确，详略得当；作家的介绍要言不繁，实在真切；作品的阐述突